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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进行精密的研究项目，许多工作可以同时进行而且彼此间保持密切联系，这些组织代表了工业科学的前沿。我们已经知道，这类研究中心只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产物。威利斯·R·惠特尼（Willis
R Whitney）1900年开始为通用电气公司搞研究，当时几乎没有同事。1902年，查尔斯·L·里斯（Charles
L．Reese）成立了东方实验室（Eastern Labo－ratory），成了几个研究活动中心的先锋，现在属杜邦公司（Du－Pont
pany）管辖。前述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弗兰克．B．朱厄特，1904开始其电话研究，现在已退休。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研究组织是第一个大型的工业实验室，由C·E·K·米斯在1913年创建。1917年，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第一个建立独立活动的有组织的研究。现在拥有大研究组织的工业巨头是道化学公可（DowChemical
pany）、美国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加利福尼亚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pany of Calif－ornia）。
我们已经发现，只有那些像刚提到的具有大笔财富的公司才供养得起大研究组织。任何真正有益的工业研究，尤其比较基础的研究，由于各种理由而需大笔经费。首先，杰出研究的人才与设备不便宜。大工业研究组织中的科学家和设备与其它任何地方甚至大学一样，同样是最好的，事实上，一些大学的研究人员由于公司能提供他感兴趣的优越研究条件，而被吸引到工业研究组织，华莱士·卡罗瑟斯博士（Dr．Wallace
Carothers）从哈佛大学到杜邦公司似乎就是这种情形，他最后研制成尼龙纤维。其次，从形成创造性的基本的科学概念（或直觉）到应用于实际工业过程（或制成产品），一般至少花五至十年，这是造成研究经费昂贵的又一原因。因而基础研究必须花大笔钱投资，这笔投资在几年内得不到回报。杜邦愿意并能够等近十年时间，让卡罗瑟斯博士研究高分子聚合物以便制造出尼龙。一位搞工业研究的学生说，“巴登苯胺和苏打工厂（西德）花了十五年的耐心研究和五百万美元的‘耐心资金’，才搞清如何合成靛青染料”。最后，介于纯研究与工业应用之间的发展研究，不仅在仪器设备而且在工程技术资才方面，也相当费钱。只有那些最富裕的公司，才能建起试验工场（pilot plant），通常用来检验科学发展的工业实用性。
或许我们应该把冒险因素加到基础工业研究为何如此昂贵的原因里去，确实，研究的结果通常是高效益的，但同样确实的是，研究成果没有保障。米斯曾说过，“工业研究是一种冒险事业，甚至是一种赌博，虽然可能成功。”大资本公司能够经受这种不可减少的“赌博”因素所带来的财政冒险。更进一步地说，虽然某些研究成果明显大可赢利，然而正像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很大的研究组织的报告所说的，有些产品“不太容易度量”。这种模糊性使大公司更容易坚信研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去追究研究组织的每一种产品的赢利情况，资本不太多的公司常常不大可能有财力来树立这种“信心”。一位研究部主任说，“事实是，按通常商业标准来衡量，研究是一种昂贵的奢侈”，他说，一个错误的直觉（hunch）；可能花去二十五万美元。由于从短期来看研究有推测性，因而工业研究指导委员会倾向于在研究进展没问题时大力投资，而在情况不妙时果断下马。比乔斯基写道，在1931年的“黑暗时期”，研究部下令“对所有没有产生效益的项目停止投资”。
即使在研究进展顺利时期，最富有的公司也并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投入巨额资金作为研究经费。最近，一些拥有大研究组织，并把这当作公司长远发展的必需部分的大公司，互相比较了他们在研究方面的“花费”经验，并且都在寻求解决几个共同的问题，比如“1．全面提供研究经费（现时的和长期的）的合适的原则或方式；2．经费控制的程序……保证选择最有希望的项目；3．开支控制，使资金能转入产出率更高的研究与发展渠道，或节约；4．结果的评价”。虽然工业研究中难于进行开支预决算，但预决算仍不失为计划与控制的必要工具。虽然大公司比小公司可能有更多的盈余资金来冒险，但工业研究的资金周转必须建立在大致可显示的基础上，无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
关于工业研究的可赢利性我们已经论述过了，由于这个问题对于工业研究组织的运行条件具有基本重要性，这里再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证据。下面所说的二位观察者在这一领域都有长期而精细的经历。第一位是 R·E·威尔逊先生，石油工业的著名管理家，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石油工业三十年前雇佣了不到四十名研究人员……后来不断扩大，现今雇佣了几千名全日制研究人员，并可能在以后几年继续雇佣更多的呢？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石油工业的研究事业应归功于国家福利中广泛的、公众的兴趣，然而坦白地说，让你们获悉一些内部秘密，石油工业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花了上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发展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会获利的！”
第二位是比乔斯基先生，工业研究部主任，他说，“只是为了玩笑或增加人类知识而研究肥皂膜（soap
films），这不是好事情或好主意，除非在特定情况下。
“证明纯研究，与判断最不纯研究的推理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兰米尔（Langmuir）搞坏了不少灯泡，因为他或惠特尼（在这例中二者都是）认识到，如果想使电灯得到改进，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通用电气公司雇佣了惠特尼和兰米尔，想做一笔获利生意。这样的工业研究最终肯定“获利”，不论与小公司相比其周期有多长久。几乎必须指出，工业对可获利性的绝对必要性，并不否认其它工业目的的重要性，如生产高质量产品，获取制造部门的尊敬，以及赢得公众信誉。
即使认识到研究从长计议是有利可图的，也不容易建立并维持成功的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组织。大研究组织必须按“科层制”模式来管理，在第五章已讲到，这种管理模式带来了一些涉及科学群体的特殊问题，也存在着所有科层制组织的一般问题。在工业界，与在大学或政府机构一样，主任是大规模研究组织中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位有一定成就和阅历的科学家，同时要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大规模研究组织的主任必须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敏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必须意识到有不同类型的领导模式，它们分别适合于领导较纯的和较应用性的科学工作。在这类研究组织中，可能大部分是应用性研究工作，等级式上司可以公平地指派给这类研究工作人员专门的任务；对于比较基础的研究工作，需要给正在研究的科学家、他的助手们以及公务人员更多的自我定向（self－direction）自由。针对后一种情形，聪明的管理者只是规定一般的研究领域（像通用电气公司的惠特尼给兰米尔所规定的那样），并且精于赋与研究者刚好足够的自主性，这种技能最好在工业研究组织的实际管理经验过程中获得。幸运的是，现代美国工业研究的指导者的确属于“级级上升”，因而通过自身长期的实践获得了杰出的技能。
比如，在贝尔电话实验室，“没有大批专业科学家以独立的、大体上非协调的方式从事自己的研究”，主任允许“给创造性工作和个人努力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一位数学家被允许在家里工作，一周来实验室几次。“由于研究电子衍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戴维逊，从事于他自己已选择的研究路线，远比电话通讯的领域宽广”，虽然他们都对电话公司怀着浓厚兴趣。“然而，绝大部分实验室工作人员都进行总方向下的指定的工作。戴维逊和那位‘主要在家里工作的数学家’所获得的研究之自由程度实属例外”。我们可以引用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不幸的是尽管已经认识到大研究组织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然而我们却对任何一个这一类组织的实际运行缺乏详尽的、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了它们的正式组织模式，然而对非正式组织、日常雇工问题、职业模式、刺激因子、与科学专家和一般行政管理者的关系等都没有研究。我们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于因其它目的而偶然对这些组织给予的因果解释。
美国工业科学不仅对社会福利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构成科学整体之基础的概念框架的直接促进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美国工业以及美国社会的其它部分肩负着维持并加强工业科学的重大义务。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八章 美国政府中的科学家
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政府科学（ government
science）或许是个新生事物，但实际上几乎就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开始之日，科学家就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政府从来不愿雇佣科学家帮助他们解决诸如战争或和平问题，因而科学总是像与大学和工业一样，与政府有很多联系。对于政府科学的历史与工业科学一样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政府科学却也是美国科学整体中的必要部分。
如，农业部及其前身对政府科学研究作了最长的连续性记录，这份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初的记录，起初保存在少数几个个人手里，农业部成立后，拟订了一个科学方案，雇佣了一位化学家，一位植物学家和一位昆虫学家为其工作。此后，这三位先驱分别各自扩展成一个关于所有农业问题的科学工作者团体。农业部的一位部史学家，T·斯旺·哈丁（T．Swann
Harding）说，经过长期的发展后，现在“仅农业研究中心就有二千多人……几乎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研究机构”，而这仅是这个部科学资源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里科学研究的成长模式大致就是这样。最初，十九世纪有时甚至直至二十世纪初，在任何部里都只有几个科学家，最近四十年来，政府科学家的数目翻了几番，二次大战后的几年里，政府里集中了大约三万名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工程科学的专家，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农业科学家，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国防部工作的各类工程师。1947年，政府各部花了六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供这三万名科学家搞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
虽然政府科学中有一些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但是我们将会发现，政府科学家研究涉及面是广泛的，可能还是相当普遍的。总统理事会的报告说，“联邦政府规划从根本上说允许探索每一门科学学科和子学科”。我们可以推测到，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应用研究，1947年这部分开支占了总共六亿二千五百万中的五亿七千万美元。但是也进行比较基础的研究，同样，对这类基础研究的支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的，即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这些基础研究将会转化为实用。仅从农业部的工作就可看出，政府科学在纯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美国人民的“科学成就和财富增长”都有巨大的价值。
二次大战前，联邦研究经费的最大部分花在农业研究方面， 如 1936－1937，政府为研究拨款一亿二千万美元（占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其中三分之一进入农业研究，五分之一进入军工研究，其余用于其它目的。大战一开始，研究重心就明确地转移到军事研究方面，政府中军事部门花费了联邦研究规划中的六分之五的经费。另一方面，政府总是更多地投资在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要少得多，二次大战前，经费预算中四分之三拨给自然科学研究，然而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除了通常预算的四分之一经费外，大部分应急研究基金都给了社会科学。虽然很难获得经费分配的准确数字，但自然科学肯定在战后政府研究规划中仍占优势地位。
既然政府研究与在工业研究中一样，有一种在短期内显示价值的强制性要求，那么集中于军事研究和农业研究就有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军事研究对政府显然是生死悠关的，而农业研究所以成了政府的重点关心对象，是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位农夫能够像个体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