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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中说的好：“他赞美的是他的使命而不是他本人。他的生活和教养的细节之所以事关重大并非因为是属于他的，而是由于他献身，是属于一种高尚神圣的天职的。他极为小心谨慎地维护的不是他自己的声誉，而是由于他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来的光荣。”
甚至在小册子自述的段落中也暴露出，由于他白天满堂灌教书，又要写小册子，生活十分紧张，文章写得过于匆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显得思路急促，造句遣词顾不及仔细斟酌。
自编诗选
在1645——1649年小册子的间隙里，有几回事情值得一提。
1646年3月15老弥尔顿谢世而去。这使我们想起弥尔顿在霍顿期间1636——1 637年间写的那首《献给父亲》的拉丁文诗。其中诗人充分表示出他对写诗和未来诗名的信心：“我生而是个诗人，这是我的命”，接着他说音乐和诗歌之神“福波斯本人，想把他自己分给我们两人”。他始终对父亲感恩戴德，是他父亲伯乐相马，提醒他多学外文，埋头自我培养，“虽然我目前在博学之士的队伍里地位低微，我也会带着胜利者的荣誉入席就座的”。在1642年的第四个宗教小册子中甚至说“他父亲的淳淳教诲和悉心抚育，是连上帝也会予以报答的”。父亲死后，他情况显得更舒畅了，便放弃收学生，一年半后搬到海霍尔本一所比较小的房子里去了。
谈到写诗的信心，又不妨提上一笔1642年他已以志愿兵身份拿笔作刀枪参加反主教制的斗争，当时保王军向伦敦进军，情势危急，如果王军得逞，他家必受洗劫，书生诗人居然临危不惧，写出第八首十四行诗《写在城市将受袭击之际》，张贴在门上，奉劝士兵进城仍要保卫他的住宅不受袭击，象古代斯巴达将军占领雅典后因欣赏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 （约公元前485——406）的诗句而保全同一城市诗人品达（公元前518——442）的家园一样，因为他诗人谙练神笔：
能教这样的善行带来声誉，他能把你的名字传遍寰宇，好大的口气，好大的信心。
在1639到1649年间，内战震天撼地，弥尔顿忙于写宗教小册子，无心写诗，大致只写出一年一首十四行诗，成了他作品的间隙期，纪念凯塞琳·汤姆逊夫人的挽诗落到了最低点，与小册子的满腔怒火截然不同但是它却散发出圣洁宁静的气氛，说明他内心并没有丧失对一切事物进行理解的平静的心境。
在反击《四度音阶》惹起的恶意攻击的第二首《写论文受诽谤有感》中，弥尔顿胆心人们不理解自由，革命的钱财与鲜血可能白流淌。那首写于1648年当时不宜发表，1694年才见之于他外甥菲利普斯写的《弥尔顿传记》中的《科尔切斯被围赠费尔法克斯将军阁下》中，诗人除表示出他一贯害怕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外，又担心革命队伍内部的堕落腐败。它既攻击长老会派的政府，又要求凯旋而归的将军进行改革。诗写道：
…………新叛乱长出来
海德拉的九头，北方口是心非
使同盟破裂，给恶蛇为虐助纣。
可是呀，更高尚的任务等着你出马；
…………
除非真理和人权将暴力摆脱，要公众信任须清除贪赃枉法
这可耻的烙印。只要是贪婪抢夺
仍横行全国，那勇气真是白糟蹋。
同样情况的另一首《赠克伦威尔将军阁下》则歌颂功勋之后：向最高领袖提出
…………但是许多事
犹待进取，和平后胜利的创造
跟战功一样留芳，新敌人又鼓噪，大有给心灵套世俗枷锁的气势。
帮我们的良知摆脱豺狼的魔爪，他们全拜金欲壑难填求中饱。
告诫要保持胜利的果实，要进行和平的建设，他忧心忡忡，提醒要提高警惕；始终保护良心的自由不受侵犯，反对牧师由国家瞻养。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放在十四行诗末尾的那首长调《长期国会重新出现迫害良心的人有感》来了：
因为你们摆脱了主教大人，信誓旦旦废掉了他的仪礼
好你抢我夺那遗孀——兼薪兼职，你们是妒忌罪恶，可不是痛恨，你们敢为这祈求国家的权力
来迫害耶稣解放我们的良知，…………
新“长老”不过是旧“牧师”一词的大草。
他一贯主张政教分离，牧师只应该收受广大会众自愿的捐赠。
似乎令人奇怪的是，1645年年底，弥尔顿出版了他的诗选。大约是枯燥乏味的神学争论已经多的令人反胃，为了解闷，趣味高雅的人念起诗来了。伦敦有个出版商叫莫斯利的1644年出了本沃勒（1606——1687）的诗集，而且大受欢迎，第二年他就找弥尔顿来了，打着亲王的牌子，由他承担风险。正好诗人介于结束青年进入中年之际，也想告别过去，展望未来，就精心编排付梓了。书尽管印得粗糙，但颇受图书收藏家的珍惜，如今除公共图书馆外，私人很少还有保存的。
八、出任秘书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军队节节胜利，1645年6月纳西比之战扭转局面，9月有菲利普霍之捷，1651年克伦威尔在伍斯特大奏凯旋。弥尔顿《赠克伦威尔将军阁下》一诗可能作于1652年，但也是1694年首次见于《传记》的诗歌颂道：
克伦威尔，士兵的领袖，你冲破乌云
滚滚的战争和阵阵粗野的非议，在信仰的领导下，以无与伦比的坚毅，披荆斩棘，获和平与真理极光荣，你扼制皇室骄奢淫逸的“命运”，为上帝建丰功，继续替天立伟绩：
苏格兰人血染的达温河流水湍急，和登巴战云都高声对你赞颂，还有那伍斯特桂冠。……
下面就转入他提出的上文刚才已引的金玉良言了。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终于经公审押上断头台被斩首。革命志愿兵弥尔顿两星期后便出第一个政治小册子《论国王和官吏的职权》公开率先为弑君辩护，认为“君王的权力应当服从于人民，人民是最有权力的，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便可以更换国王，甚至把国王处以死刑。”他行动之迅捷，说明他义愤之深，斗争之坚决果敢。不过他完全明白群众对查理一世是摇摆不定有反复的。他不掩饰他瞧不起人们忽冷忽热的不坚定性，他们对无道的昏君发动战争，上帝真把君王交给他们发落，他们又踌躇不前，不敢采取唯一可能的办法来保证他们为之拼命追求的自由。
大权在握的国务院下属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迫切需要一个拉丁文秘书。弥尔顿刚好在国务院有位朋友，他推荐了他。根据多年来弥尔顿自发革命的积极性，独立性和具体的表现，以及他的才华，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而弥尔顿自己呢，他虽在追求自由人权，却仍一心念念不忘当好诗人的使命。在1642年，《为斯沫克汀纳斯辩护》中，他认为诗人“应该自己就是一首真正的诗”。他写诗不是为个人成名，而是为传达神的旨意，让全社会进入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为母语增添光采。他为进一步献身于“自由先于一切”的理想，他需要接触世界的革命政党中所有的大人物上层人士、议院中的名流闻人，总之，进入世事的大课堂，开辟新的知识来源。虽然他的薪俸，当时每月只三八八镑十三先领六便士，不及英语秘书的一半，虽然他的所谓秘书工作，充其量只是文书、干事而已，主要职责在翻译往来的外交文件，兼做口译而已。3月13日外委会向他发出邀请，他15日就去白厅正式到差，当起国家官员来了。
弥尔顿上任后第一次受命写的是他第二个政治小册子《评论爱尔兰叛乱分子的和平条款》，他应命而写，只单调地抨击一通爱尔兰叛乱分子和爱尔兰北部阿尔断特省的保皇分子而已。根据和约爱尔兰取得极大的自治权，不再承认英王的最高权威，享有耕作权，拥有民兵。对他们俯首帖耳的人得不到而违法乱纪的却得到了，弥尔顿对此愤愤不平。他其实不懂政治。
他的工作早上七点就得参加会议，为了工作方便曾搬到查林十字架地区，11月中他就在白厅拥有套房住了下来，但不久就被更重要的人物挤了出来。1651年他搬到西敏寺区小法兰西的一座漂亮的花园房子里去。这所房子一直保存着，到1877年才消失不见。这是他在伦敦最后的住所，后来变成约克街一所极普通的房子，英国法学家、哲学家边沁（1748——1832）曾租住过，他在墙上附了一块牌子，刻着《纪念诗人巨擘弥尔顿》的字样。
弥尔顿的本职工作不算很多，可是他的文才把一些工作兜揽到自己的头上来了。那份半官方的机关报《政治信使》交由他监管。国务院对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小册子《评论》很满意，因而又让他回敬《国王的圣象：圣上在孤苦寂寞中的写真》一书。
有个教会人士叫高登博士的冒充国王写的真正的抄件，利用四面八方的材料，把查理一世临终前的一段情景描写成是颇有王者之风。在处决查理一世的当天，白厅前面观众就发出叹息之声，十天之内英格兰，苏格兰传遍惊恐震颤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国王的圣象》需要印行四十七版来满足八百万居民的需要的道理。这充分显示出公众怜悯同情受处决的国王。
弥尔顿的反击将《圣象》逐段而过，以独立派的观点反驳保皇派，重复一些《职权》中的说法，写得粗野无礼，甚至咒骂威胁，1649年十月居然写成四开本二百四十二页的《圣象破坏者》。《圣象》的作者复辟后居功请赏，作者是谁才大白于天下。
两败俱伤
1649年查理二世住在荷兰首都海牙，他要为父亲死后的名望公开进行辩护。碰巧全欧洲最负盛名的拉丁文学者萨尔马修斯是附近莱登大学教授。他接受委托，泡制宣言书，为查理一世辩护，也控诉弑君的人：《皇家为查理一世声辩》1649年年底就在英国出现，歪曲弥尔顿的生平事实，使诗人蒙受羞辱，1650年1月8日国务院令弥尔顿还击。次年3月回敬的书题作《为英国人民声辩》就出版了。弥尔顿所从事的是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比萨尔马修斯精神上远为理直气壮，只是他盛怒之下着力挑剔对手的错误，针锋相对。使论敌出乖露丑，竭尽拉丁文词汇辱骂之能事，花好几百页把对手骂成个傻瓜、骗子。萨尔马修斯自称他的拉丁文写得比母语法语还流畅。令人们惊异的是英国居然出了个比大教授年轻二十岁的诗人弥尔顿，拉丁文写得优美高明，丝毫不逊于萨尔马修斯。
萨尔马修斯自然敏捷地写出了一个《答复》，用流畅的拉丁文写了三百页。他搜集流亡国外的英国人的一切无嵇之谈，甚至查普尔的诽谤材料来攻击弥尔顿，甚至不惜自贬身分，嘲笑弥尔顿失明：“小犬，一度是我可爱的小乖乖，如今目光迟钝，或者不如说是个小瞎子；他从来不曾有过心灵上的洞察力，如今丧失了肉体上的视力；一个愚蠢的花花公子，异想天开竟自以为是个美人；一头肮脏不堪的畜生，全身没有比烂眼皮更带人气的东西；于他最合适不过的判决便是将他绞死在最高的绞刑架上，枭首示众，悬挂在伦敦塔上。”不堪入耳，难以复述的话多的是。不幸的是，他1653年9月死于矿泉疗养所， 《答复》1660年复辟后才出版，事过境迁，没人有兴趣了。
因为弥尔顿挖苦萨尔马修斯说那位流亡的国王作为回报馈赠他一百个金币，所以后者也笑骂前者有支贪财的笔。其实，查理二世几乎穷得一贫如洗，哪有金币致谢。弥尔顿也不曾为本职工作在薪俸以外收受过半分钱。牛津郡确有位彼得·温特沃思因为弥尔顿写了 《声辩》在遗瞩中赠给作者一百镑，但这是远在复辟以后的事，弥尔顿并没有活到接受这笔遗赠。其实连相互的对骂，也是子虚乌有，无事生非。
令人痛惜的是。弥尔顿可能因为母亲的遗传眼力较弱，少年爱读书，十二岁起从未半夜前就寝，经常头痛，又使用眼药过频，逐渐带来灾难。至少在1644年写成《论出版自由》之前，失明已在发展中，写第一个政治小册子为弑君辩护时，情况已经严重，1650年左眼目光已经消失，医生严重告诫他，如果坚持不改，用留有视力的眼睛再搞书本工作，他也会丧失那只眼睛的。可是他的决心是迎着危险上鼓足干劲，不怕牺牲。正如他后来在《再声辩》中所写的：“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要就是对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玩忽职守，要就是衰失视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听从医生的话，那怕是医神从内殿亲自嘱咐也不能听；我只能听从从天上向我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