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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外国人，更不用说农村的百姓了。他们见了我，都吓得躲在门后。但躲在门口，还是忍不住好奇地向外张
望。”提起往事，巴斯蒂夫人显得神采奕奕。
临别时，我们邀请她有时间去中国看看，巴斯蒂夫人愉快地接受了。
“很遗憾，最近几年我没有去过中国，听说中国现在变化很快，很想回去看一看。明年我会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到时我们再见。”
2005年8月25日
● 马奇诺防线
位于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不仅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为人所知，还在于这里有一条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马奇诺防线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防德军入侵而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构筑的筑垒配系，全长大约有400公里。以法国陆军部长马奇诺
的姓氏命名。
建成之初，这道防线被称为超现代的防御工程，从工事设计来看，这种评价也许并不为过。
我们所拍摄的是马奇诺防线的一段，有3公里长。马奇诺防线之友协会主席马克·霍特先生是一位中学教师，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政府通
过拍卖的方式将已经废弃了的马奇诺防线还之于民，也是在那时，霍特从政府手中买到这段地下防线。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霍特的倡导下，一批志愿者组成了现在的马奇诺防线之友协会，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对这段原本已破败不堪的地下工
事进行义务修缮和维护。20年的时间，志愿者们总共投入了8万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才将这段防线修缮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
防线的地面部分为装甲或钢筋混凝土的机枪工事和火炮工事，地下部分有数层，包括指挥所、人员休息室、食品储藏室、弹药库、救护所
、电站、过滤通风室等。地下工事里，物事一应俱全，从官兵休息的卧室到厨房、医疗室、指挥室，原来的东西现在基本都保留下来了。
在一般的历史课本里，对马奇诺防线描述是这样的：法国对德国实行消极防御，不惜花费巨资修筑马奇诺防线，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谁知1940年，德国主力通过阿登山脉，从左翼迂回，在蒙梅迪附近突破达拉弟防线，占领了法国北部。马奇诺防线没有发挥作用。
但霍特先生告诉我们，防线的修建，在当时确实使法国有了一道防范德国的安全屏障。希特勒德国军队一旦入侵法国，就不得不避开德法
边境正面，另选进攻法国的方向，这样就能为法国争取到几天的宝贵时间来采取应对。只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对希特勒德国放
松了警惕，未能有效地组织抵抗，才使法国在短短6个星期后，就沦陷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
今天的我们来到马奇诺防线，不由得发出冷月荒垣的感叹。当年枪眼朝向德国的碉堡，已被杂草覆盖，但若有风吹来，还是会偶尔显露出它
们钢铁堡垒的狰狞一面。
只是现在碉堡背面的法国，和对面的德国已不再为敌。
1962年7月，阿登纳总理对法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同年11月，戴高乐正式访问联邦德国
，受到几十万德国人的热烈欢迎。这两次访问在两国人民中间彰显了法德超越历史恩怨、化世仇为友邦的戏剧性变化。
l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宫签字，法德全面和解与合作。
“今天我们（法德）携手并进，马奇诺防线成了法德和解的一个象征。”霍特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冤家宜解不宜结。从世仇到友好邻邦，如今生活幸福安逸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这句此时并不合适的中国古诗来。
2005年8月26日
从斯特拉斯堡回到巴黎，第一件事就是采访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斯·盖纳将军。
盖纳先生是戴高乐将军的生前密友，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采访进行的很顺利。采访结束后，盖纳先生饶有兴致地为我们讲起了胡锦涛
主席访问法国时，在这里为戴高乐基金会欣然挥毫题字：伟人风范长存，中法友谊常青。他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照片和胡主席赠送给戴高乐基
金会的一只精美的木质中国小象。
2005年8月28日
● 巴黎圣母院弥撒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弗罗洛垂涎一位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姑娘埃斯梅拉达，在遭到姑娘的拒绝后，他诬陷埃斯梅拉
达犯了谋杀罪，并把无辜的姑娘送上了绞刑架。
故事的结局是：主教的养子——教堂的敲钟人，相貌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愤怒地把弗罗洛推下教堂的钟楼摔死，然后拥抱着埃斯梅拉达的
尸体死去。
相信读过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的人，对这个感人的故事会记忆犹新。
记得小时的一个梦想，就是去看看这个动人故事的发生地——巴黎圣母院，看看这个雨果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们生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
样子。
漫长的攀爬。似乎无止境地向上延伸的转盘似的台阶。
我深信，雨果当年也是在这样的攀爬之后，登上钟楼，摩挲着教堂千年历史的石头，心中展开着一幅揭示人性的不朽长卷。
惟有亲身来过这里，才会理解为什么雨果会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是“整个人类和人民的巨大工程”，会说这里“
每一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天才创造出的奇功，以千百种姿态跳跃而出”。
据说，中世纪的人相信，人站得越高，离上帝就会越近，因此才有了哥特式建筑。
俯瞰地下，蚂蚁似的人流车流熙熙攘攘；仰视天空，白云蓝天似乎触手可及。
宏伟壮丽，也许正是为形容如此的景观，人们才创造了这个词汇。站在教堂顶，你不禁会心生此念。
也许登高真会让人多思，不是吗？登高方能怀远，方能有了雨果《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不朽名著，有了崔灏“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
学长生”的感慨，有了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曾楼”的名句。
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与巴黎圣母院有关。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1594年法王亨利四世国王在此加冕。
1654年4月“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此加冕，在他当政之后，开始了法国历史上一段极盛时期。
1774年国王路易十六仿效先王在此加冕，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幸免于在大革命后被推上断头台的命运。
1804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此加冕称帝，场面极尽豪华、盛大。大卫的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就是表现这一场面的。
1853年拿破仑三世在此举行婚礼。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聚集到这里高唱胜利赞歌。
1970年戴高乐将军去世，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又在这里参加了他的庄严、隆重的葬礼。
但今天巴黎圣母院却不是一个单单让人凭吊的古迹。和巴黎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教堂一样，直到今天，她还在正常使用。
真切切地站在圣母院的礼拜堂中，我猛然发觉，刚才还回荡在胸中的，因回味那个凄美故事而生的阴郁之情，竟已荡然无存。
悠扬的赞美诗，虔诚的教徒。
一场期盼了很久的弥撒，庄严神圣，富于宗教的仪式感。
我并不信教，被感染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特殊的弥撒，为纪念巴黎解放的领袖戴高乐将军而举行的弥撒。
每年的这一天，巴黎圣母院都会举行这样的纪念弥撒，法国政界军界的要人、戴高乐将军的老部下、曾参加过二战的法国老兵都会齐集在
这里，为戴高乐将军祈祷。
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此时的我想起了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那句著名的格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005年8月30日
● 伏尔泰咖啡馆
在国内时，曾与一位法国朋友闲聊。他对我说，法国人最热衷的莫过于两件事了，一件用中国话说是“侃大山”，另一件就是喝咖啡了。
这两件事也可以合而为一地说，法国人最爱的就是坐在咖啡馆“侃大山”。
曾听说过一个趣事，海湾战争期间，法国人担心战争影响到国内的日用品供应，纷纷到超市抢购。当电视台播出这条新闻时，镜头上满抱
着“紧缺物资”的法国人，手里拿的最多的竟然是咖啡和糖。此事或属虚构，但法国人对咖啡的钟爱，却并非我们中国人所能理解的。
据说，巴黎有17万家咖啡馆。在巴黎，生命力最长久的餐饮企业，一般都是老的咖啡馆。像前些天我们曾去过的1787咖啡馆，就是一家有
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店。
来法国1个月，印象颇深的是：法国人喝咖啡，似乎都不愿意在家中，“独酌无相亲”的事法国人是不会干的。他们更愿意在遍布街头巷尾
的大小咖啡馆中，找到自己中意的那家，坐下来要上一小杯，或是与朋友高谈阔论，或是静静地坐下来读书看报，或是干脆百无聊赖地看着路
边过往的行人，或许一杯咖啡就能够换来一份充满浪漫闲散，一份享受生活的惬意。
看到这番情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不禁心痒痒的：既然几个欧元就能换得浮生半日闲，来一杯咖啡又何乐而不为呢？
虽说前些天曾经拍摄过1787咖啡馆，但当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回想起来，着实令人遗憾。
这一次，在赛纳河边的伏尔泰咖啡馆，我们体验了一回在法国“泡”咖啡馆的感觉。
伏尔泰咖啡馆并不是伏尔泰喝咖啡的地方。尽管伏尔泰很喜欢喝咖啡，也很喜欢在咖啡
馆和社会名流们漫谈。
这里曾是伏尔泰游历各国归来后最后的居所，我们注意到，咖啡馆转角处的墙上刻着这样一行字：“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在这里去世。
”
“这栋建筑是维莱斯·沙特莱太太的，她是伏尔泰家族的成员，伏尔泰在这里去世，为了纪念伏尔泰，我们把咖啡馆起名为伏尔泰咖啡馆
。”咖啡馆女老板，一位慈祥的法国大妈介绍说。
在老板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坐下来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细饮慢酌间，听她把咖啡馆的历史娓娓道来：
“在伏尔泰生活的年代，巴黎的所有建筑的最底层都是用来停放马车和养马的。所以这个咖啡馆是当时伏尔泰停放马车的地方。”
“1945年抵抗（希特勒）运动时期，咖啡馆的主人是我的公公婆婆，那些抵抗运动的战士常常躲在地窖里，并在这里用餐。那时候，德国兵
就住在附近的旅馆，也常来这里吃饭，我的公公婆婆就在他们之间周旋……”
不知不觉，日已西沉，我们的采访也该结束了。虽然今天的工作量依然不小，但此时每个人竟然都没有一丝倦意。
当我们准备结账并礼貌地对她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感谢时，没想到这位太太竟然大度地说：“开个玩笑，如果你们是日本人，那我一
定是要收钱的。不过既然是中国朋友，咖啡就不能收钱，是我请你们的，希望你们在法国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2005年10月9日
● 铁塔的故事
1875年，法国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决定为隆重纪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周年，于1889年在巴黎举办一次轰动世界的国际博览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在巴黎建造一座千尺高塔。
此事非同小可，能够在巴黎这个建筑之都和艺术之都留下自己的痕迹，是当时（当然也包括现在）每一位建筑设计师追求的梦想。
政府一下子收到了700个建筑方案，经过严格的审查，最后仅确定了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建筑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
1887年1月26日，铁塔动工了，但却遭到当时很多文化艺术界名流的反对。像有名的作家莫泊桑、小仲马和有才华的作曲家古诺等也都加入
了反对者的行列，联名上书市政府，要求阻止这项工程。
“我们这些身在巴黎、追求美的人，现在受到了打击，我们愤怒抗议在我们的首都市中心建造埃菲尔铁塔这样毫无用处的怪物。难道巴黎
要同一些设计机器的人的惟利是图的想象力共存下去，往自己的脸上摸黑吗？”名流们这样说。
铁塔工地附近的居民也被吓坏了，有人居然还跑到法院对埃菲尔进行起诉。
但建筑师埃菲尔力排众议，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精打细算，一丝不苟，尽量杜绝一丝一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