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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西方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来，一般思想界日益进入危机。文艺和文艺理论方面也日趋腐朽颓废，“主义”五花八门，故作玄虚，支离破碎，大半仍是过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货色改换新装。它们在敲帝国主义文化的丧钟。我们在这种教材里无须为它们浪费笔墨。
也就在这个帝国主义文化衰亡时期，随着工人运动的上升和生产方式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而且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是说，美学已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一跃而成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了。它的任务已不仅在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人和改造世界，从此它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了。
序 论
二 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
它的艰巨性和光明前途
本编原定的范围是用作教材的一部介绍历代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梗概。马克思主义行世以来的美学思想发展不在本编范围之内，应另行编写。但是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和毛泽东思想的故乡，社会主义的中国，即使只介绍到资本主义时代为止的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为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必须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里编者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所经历的甘苦和体会。
编者在参加过几年全国范围的美学讨论批判的基础上着手编写这部教材时，也曾立志要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但是对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很不足。自以为只要抓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也起反作用这个总纲就行了。在实际运用这个总纲时，就先试图确定所涉时期的社会类型，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就设法说明该时期的文艺和文艺思想如何联系到该社会类型。但是这样进行下去，就愈来愈认识到这种贴标签的简单化办法恰恰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首先给我敲了一个当头棒的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十月五日给施米特的信，信中提到对于当时德国青年作家来说：
“……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一点成绩，……他们（德国年青人——引者）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1）
编者每次读这封信，就不免反躬自省一番，自己虽不是“德国青年”，这番话是不是恰恰打中了自己的要害而且痛下了针砭？！恩格斯教导我们“必须详细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这“存在的条件”就是具体情况，要熟悉全部历史和有关社会类型的具体情况，才能就有关问题作具体分析，恩格斯特别重视经济史，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给博尔吉乌斯的信里还再次惋惜“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出版物中对于经济史不可原谅的忽视，以致很难于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即唯心史观——引者），而且难于搜集为此所必要的材料，”（2）这就是说，不掌握经济史，就很难建立唯物史观。经济史这样重要，而它对编者恰恰是个空白点！怎么不叫人气馁呢！
经济史基本知识的贫乏会造成什么恶果呢？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六月五日给在这方面有缺点的恩斯特的信里举出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即唯心主义——引者）。……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成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接着恩格斯就指出（一）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挪威就已“争得一部比当时欧洲任何一国宪法部较民主得多的宪法”；（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只有俄国能比美，在欧洲各国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此外，拿挪威和德国相比，在小市民阶层的力量，工业生产和运输贸易等方面，挪威都比德国远较先进，妇女地位尤“相隔天壤”。恩格斯还举易卜生的戏剧为例，说“它们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接着恩格斯就向恩斯特进了一句忠告：“我宁愿先把它深入地研究一番，然后再下判断。”（3）
试看马克思主义者以多么谨严的态度去研究历史！我们这批人轻易地“按照公式”来“剪裁历史事实”，也就是歪曲历史。我们把一个作家和小资产阶级划等号就心安理得了，还分什么小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还分什么挪威和德国！还分什么历史背景不同或发展水平的高低！一锅煮就完了！
这就涉及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编者曾提到立志要抓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纲，对于这个总纲究竟有了正确的认识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有二十多年了，现在发现自己对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这问题必须弄清楚，所以我不怕出丑，来公开地清理一下自己的糊涂想法，敬求同志们批评纠正。
先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这一整段话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纲。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一八九○年九月写给布洛赫的信里对这个总纲作了如下的阐明和补充：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竟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指唯物史观——引者）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①
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十组成部分》中的提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也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确：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5）
仔细把上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三段话比较看，编者不免感到有些迷惑，现在分述如下：
迷惑之一：马克思本来不曾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是在《序言》里确实只强调经济因素，为什么恩格斯在信里要特地否定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呢？这是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不一致呢？这种糊涂思想只有在编者仔细推敲恩格斯给梅林的信中下引一段话才得到澄清：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如意的借口来误解和歪曲。”（6）
这里两次说“我们”，足见恩格斯参加或赞同过《序言》中那条历史唯物主义总纲的制定，谈不上什么“不一致”，要点是在“当时”把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上是“应该”的，为什么“应该”，恩格斯没有说明，因为理由是很明显的，当时首要的任务是破唯心史观从而建立唯物史观，是要说明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心灵或思想体系，而是物质力量或经济基础，恩格斯承认这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是个“过错”。“内容”指重点所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指经济基础如何透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即这三大因素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纲。恩格斯还指出这个“过错”给敌人钻了空子进行歪曲。（7）从此可见，唯物史观在当时就已遭到敌人的歪曲和诽谤，而矛头恰恰针对着“经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句本身就是歪曲的话，这些敌人之中有些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卫护者。他们一向高唱“精神文化”和“道义力量”，诬蔑唯物史观为功利主义，但是更险恶的敌人还是伪装拥护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宣扬所谓“经济唯物主义”，也就是宣扬“经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错误的观点本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却把它栽进马克思主义里，还自夸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给梅林的信主要是对这批修正主义者的驳斥。“经济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庸俗的，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历史观。它否认政治，政治机构，思想和理论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经济唯物主义的维护者在西欧有伯恩斯坦，在俄国有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
恩格斯给梅林的信里否定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详细说明了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思想体系这三种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纲或“合力”来推动历史发展，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功绩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迷惑之二：历史前进的动力究竟有几种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上引三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里（8）一致肯定了有三种：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
我所特别感到迷惑的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第一种提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上引三段话里的提法，即上层建筑竖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上层建筑平行，但上层建筑显然比意识形态重要，因为它除政法机构之外也包括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斗争，革命和建设。
第二种提法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提得最明确的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的一段话：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机构”（重点引者加）。
这里使我迷惑的有两点：头一点是马克思所说的“与之相适应”的“之”这个代词是指基础，就是说各种观点或意识形态适应基础（查《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俄文本，俄译对原文是忠实的），在这第二种提法里却变成政治法律机构的上层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