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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到台湾，64岁重回时，已“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在台湾余光中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老前辈。在他近900首诗歌，百万字的散文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老得漂亮。
主要作品：诗集：《乡愁四韵》《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五陵少年》《隔水观音》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青青边愁》《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翻译作品：《梵高传》《老人与海》《不可儿戏》内容简介诗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写诗？西方的文学史讲到诗人，就说是创造者的意思，后来，柏拉图说世界是用理念造成的，而万物是理念的模仿，诗人所写的是万物，是理念的模仿再版。因此诗人是理念之模仿之再模仿。柏拉图之后的一个艺术家叫普罗泰勒斯为诗人辩护。他说艺术创造美。当然再到后来，有很多理论家、评论家都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但是，经过这几百年的发展，文韵、诗韵都受到很大的阻碍。英国不久前去世的一位诗人说诗的功用只不过是“让老头子不上酒馆，小孩子不看电视”。诗真的有那么低调吗？余光中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像力和表达力。当然表达要用民族本身的语言来表达。一个民族要产生一个大作家，必须保持想像的活力，能够敞开心扉，接纳万物，能够跟万物交通。真正的诗人他的本领在哪儿，他应该能在一个混沌不清的世界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并把它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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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大家欢迎。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缪思的左右手》，余先生挥动“缪思的左右手”，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梁实秋先生有一个评价，就是“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可见堪称“诗文双绝”，那么今天余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创作与翻译》，大家欢迎。
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很高兴能从台湾来到北京跟大家见面，而且做一个说不上是学术报告。虽然这个题目呢叫做《创作与翻译》，其实呢，我要讲的无非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个经验，那么，翻译也是我非常有兴趣，也出过力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文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也就是创作与翻译。
因为这两样东西是我比较熟悉的，因此呢，我在这个大纲里面就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写诗？我用西方的这个文学史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读英文的人都知道，诗人在英语里面叫做poet，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里面叫做poetes，什么意思呢？希腊人想到poetes什么意思，就是创造者，创造者，所谓也就是说maker creater，一个创造者，那么广义而言呢，中国的想法创造者世界上最大宇宙间最大的创造者，就是我们所讲的造物、造化。欧洲的语文呢三大系统，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还有日耳曼语系，这三大语系里面讲到诗人，所用的字都是从希腊的语根来的，拼法都差不多，无论哪一个语系都是用希腊语根的那个造物者的意思。
可是后来就碰到哲学家柏拉图。他说“世界是用理念造成，而万物呢，都是理念的一个模仿”。万物是理念的模仿，是idea的模仿，而诗人所写是万物，是理念的模仿的再版，再模仿，也就是nature是模仿idea，那么诗人呢，是来描写nature，描写万物，因此诗人是理念之模仿之再模仿。那柏拉图就认为诗人是隔了好几层，因此在他的理想国里就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了，这是诗人碰到第一个否定者。
然后柏拉图之后呢，中世纪的教会，对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诗人他所写的东西都是远离真理，因为他所强调的都是感情之类的，不是理想。那么后来呢，辩论就非常非常之多，一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艺术家，叫做普罗泰勒斯，他就为诗人辩护，他怎么说呢，他说“艺术家创造美”，为什么创造美呢？不是他描写的对象一定要美，也不是他所用的材料一定是美，而是他所投注他的心机，他的心血，他的心中的想法，能够投入他的作品。这是诗人创造美的最重要是来自自我的心机，那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书中描写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真相。怎么说呢，我们中国的诗人在中唐有一位诗人叫李贺，李贺他很年轻，是一个天才，那么有一天韩愈跟皇甫湜去拜访他，对他非常鼓励，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叫“笔补造化天无功”，他的笔当然不是我的圆珠笔，他的笔能够补造化之不足，天呢也无能为力，天无功，天做不出来的事情，他的笔能够补造化之不足，这是非常豪放自信的艺术家的宣言。年轻诗人李贺讲，“笔补造化天无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诗人都应该能够认可的一个宣言。那么这句话我把它翻成英文就是什么呢？Art prevails while nature fails，造化无功的时候，笔可以补，所以笔可以补造化之不足来创造美。
其实这个观念，很多理论家评论家甚至作家都有表达过，比如说英国唯美派的大师王尔德Oscar wild，他曾是写翻案文章的。王尔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倒过来是人生模仿艺术。”因为一般的想法，尤其是社会写实的想法，这个作家是来反映社会的，因此艺术家是要来模仿人生的，而王尔德是人生模仿自然，模仿艺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想一想，我想大家都看过印象派的画，印象派最大的一个画家莫奈，西洋风景画现代的大师，当然他后面还有塞尚这帮人。我们现在看到一幅风景非常好，春光明媚，我们立刻想到莫奈的画，我们就说这个景太美就像莫奈画的画面一样。你看我们已经用莫奈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莫奈教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了。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模仿莫奈的画的，倒过来了，然后我们看女子弱不禁风，可是有古典风味，我们说这简直是林黛玉；然后看到一个人，老是自我陶醉，追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你看我们看到的人，看到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阿Q那是林黛玉，那是李逵，那是张飞，那又是罗亭，那又是什么黑将军奥赛罗，那又是李尔王，我们看到的人都是艺术家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离开了艺术家、作家等等，所描写的人物我们几乎就很难了解一个人物。因此王尔德所讲的有他的真理，不见得是艺术模仿人生，反过来是人生模仿艺术。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诗学跟东方的诗学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说到诗当然最大的诠释者是亚里士多德，我们中国诠释诗当然应该听孔子的。那么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呢？亚里士多德说，他说诗这样东西，比历史更富于哲学，富于哲理，更为高超，诗惯于表现常态，历史呢是表现殊态，表现特别的形态，诗是常态。亚里士多德说，我所谓的常态，是指个性确定的人物，按照或然率，或者必然率，在某种情况之下，又怎么样延迟行动。说了半天，亚里士多德，是讲戏剧人物，原来他讲的诗，就像西洋文学开始时候的诗，往往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抒情诗，而是史诗或者是史剧悲剧。所以他所讲的呢是那种诗，是戏剧诗句，或者是荷马所写的史诗跟我们中国《诗经》所讲的诗抒情诗，发自内心，而形于外的那种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诗经》里面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这是中国由内而外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是从外而看进来，看到里，所以诗的功用孔子就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四句话呢，我们怎么来了解呢？孔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说是“诗可以观，还可以兴，还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么观是观察，群是可以沟通，就强调了诗的社会的作用，然后说，又可以兴，又可以怨，兴是感发兴趣，怨是可以来讽刺表达内心。所以孔子这四句话，把诗的社会功用跟个人的功用都摆在里面，载道与言志，都包括在里面了。他是相当周全，那当然这是很早的古代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慢慢发展下来了，这个诗韵就一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一直到了离我们现在两百多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他就说，因为有人攻击诗，认为诗有很多毛病，无补于人事，雪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On Defence of Poets《为诗辩护》，诗辩，他里面雄辩滔滔，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诗有什么功用呢？他说得很玄了，简直像哲学一样，他说可以参永恒，可以赞无限合本原，他的原文说诗能够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l the infinite and the one，他最后一个结论说诗人是什么呢？诗人是未经公认不过是实际的世界之立法者，这句话是他最有名的一句。他说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雪莱是充满了自信，把很崇高的任务摆在诗人的肩上，说得理直气壮，可是这两百年来文韵诗韵，都受到社会很大的阻碍，所以到了二百年后，英国有一位现代诗人，不久前去世了，叫做Philip larkin， larkin讲的话就低调得多了。他说，他说诗有什么用呢？诗的用不过是让小孩子不看电视，让老头子不上酒馆To keep the kids from the television sets and the old men from the pub 。我觉得他这个低调仍然是高调了一点，我就不相信老头子因为读诗就不让酒馆了，我更不相信小孩子因为读诗就不看电视，电视这个东西可以说把所有小孩子都拐走了。我们都看过《天方夜谭》，《天方夜谭》的一个苏丹王他每天娶一个女子，第二天早晨就把她杀掉，有一天就碰到一个聪明女子，叫山鲁佐德，她就很聪明。她晚上就对苏丹王讲一个故事，讲到高潮的时候她不讲了，第二天这个苏丹王就没有办法杀她，欲知后事如何，第二天晚上才知分晓。所以呢，就一夜一夜听下去，听了一千零一夜，所以叫《天方夜谭》，我们现代的人就是苏丹王，看电视连续剧，一夜一夜看过去，我们舍不得把山鲁佐德杀掉，因为她讲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讲了这么半天，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诗到底有什么用，那我的看法呢，不像浪漫诗人雪莱那样子充满自信，那样子爱谈高调，可是我也不像现代诗人Philip larkin所讲的，“不过是让小孩子不看电视，让老头子不上酒馆”。我现在提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诗人，对于诗对于文学，对于文化，有什么样的期许。我觉得一位真正的诗人应该有两样东西应该他自许自负，那就是第一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像力；第二，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表达力。当然这个表达力要用民族本身的语言来表达。
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要产生一个大作家，那这个民族必须保持想像的活力，所谓想像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想像？当然不是胡思乱想，所谓想像力，想像就是一种洋溢的好奇，无所为而为的好奇，以及同情。好奇与同情，这个同情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譬如说非洲有个国家饥荒了，我们运粮食去，去救济他们，还不是这样子的同情。而是我们人在宇宙之间，人在大自然之间，我们看到鸟，看到树，看到沙，看到水，每样东西我们都觉得能跟它沟通，万物都有灵性。而我们的心敞开之后，接纳万物，能够跟万物交通，这个是最广义的，而对诗对艺术对文学，是最开放的，一颗心，应该有这样子的境界。所以诗人也就是所有的艺术家，他的本领在哪儿呢，他就把应该能把一个浑沌不清的世界，理出一个头绪来，在一个浑沌之中，理出秩序这种本领。当然哲学家有这种本领，科学家也有这种本领，诗人应该有这种本领，而且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来表达，所以呢，天南地北的两样事情，好像完全不相干，在艺术家的心灵里面，应该能够使他们能够发生共鸣，发生交通。
苏东坡的诗太有名了，《题西林壁》，很有名的那首诗叫做怎么说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表面上都在讲庐山，我们都知道他不完全讲庐山，这几句话当然也跟庐山有关系，是在写庐山，可是他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