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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大嚼口香糖，食用胶积攒了满满一口，想吹双重泡泡，没吹成功。我坐累了就去
趴在床上听。吴琴心不介意。她刹不住车了。她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来北京来得正
好。
“慢着，你不是说你的琴心时装店倒闭了吗？怎么又说服装设计师和你日夜研究工
作引起你先生的不满？”
“谁说倒闭来着？关门了。收业了。我办大公司了。”
“啧啧。”
“现在我拥有中国最棒的设计师。垄断了二十个一流名模。我的产品专销海外市场。
在东南亚，皮尔·卡丹都没有我的生意火。”
“皮尔·卡丹现在准在打喷嚏。”
“你呀，以为皮尔·卡丹是世界名牌？不行了！国际上只能排到二十四位了！法国
服装真不行了。旧的名牌总有死去的一天，新的名牌正在红遍全球，这是商业界的规律！”
这话说得多富哲理。我服了。从前在大学，吴琴心服我。现在我服她了。我给她倒
了一杯白开水，陪她继续畅谈。在北京我的时间多的是。
“你的公司什么名字？”
“国际流行时装中国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的服装什么牌子？”
“念奴娇。”
我又忍不住趴床上笑了。吴琴心走过来喝水顺手在我臀部给了一巴掌。
我说：“这是个词牌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你知道是词牌，不错。蕴含东方神秘色彩。你再看这字面意思：念一奴一娇一”
吴琴心甩了一个水袖姿式，以手托腮，扭动胸脯和胯部。“风情万种是不是？”
“是呀。”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怜的因为你太穷了你穿不起念奴娇，所以你不知道念奴
娇。我可以看在老同学的关系透露一点公司机密。我的公司是有背景的，我的合伙人是
——”吴琴心在我耳边说了一个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字。
我的耳朵被吴琴心的呼吸弄得怪痒痒，我搔着耳朵吃惊地问：“真的是他？”
“他的孙子。”
“孙子？隔那么远。”
我咯咯咯乱笑，因为耳朵里边还痒，又挠不着。只有笑而已。吴琴心将白开水一饮
而尽。说：“你要明白，北京
人要做大生意非得这样不可。”
畅谈到十二点半，吴琴心请我到附近的国际饭店吃西餐。
“我不喜欢吃西餐，淡而无味。”
吴琴心劝我：“吃西餐吧，吃环境吃情调嘛。”
我们在国际饭店西餐厅吃了一顿环境和情调。环境不错。安谧。清静。流泉和常绿
植物把空气调节得十分宜人。情调也还行。餐桌上小包装的细盐和味精是进口货，花瓶
里插一朵鲜花。服务员小姐扎着波浪边的白色围裙。远方传来音乐。其它餐桌上有洋人、
黑人、华侨以及貌若天仙的中国小姐。
吴琴心在餐厅遇上了好几个熟人。一个油黑脸大胡子的矮墩男人和吴琴心互道了一
声“哈罗”，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向我说“哈罗”，我没吭声。
我对吴琴心说：“什么德性！吃个西餐就是外国人了？”
吴琴心说：“吃中餐也这么来着。现在的北京——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他是谁？”
我喝着奶稀。摇头。不屑。
“西北来的一只狼。摇滚键盘手。摇滚界很有名气了。”
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服装模特儿。模特儿台上看可以，台下体积太大。长腿细脖子像
只鸳鸯。模特儿说：“嘿，琴老板。”
吴琴心对她俩打量，慢慢吐烟圈。模特儿旁若无人坐下，其中一个气咻咻说：“琴
老板，他丫出台费才给三百块，还是他妈的人民币。您帮个忙，告诉他我是谁。”
说话间拴在模特儿牛仔裤上的BP机叫起来，她看了一眼，举目四顾找电话。一直坐
在旁边抽闷烟的模特儿说：“别理这傻Ｘ！”她一动嘴巴就破坏了脸蛋和浓妆的美丽，
下眼睑漾起皱褶，口型松垮疲软。我不忍地转过头去。吴琴心指点着这模特儿说：“你
最好少开口。”
俩模特儿去打电话。打了电话在另一张餐桌上就餐。
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
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
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
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
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
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
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
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
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
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
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
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
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
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
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
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
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
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
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
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
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
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
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
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
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
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
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
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
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
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
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
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
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
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
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
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
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
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
怎么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