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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偏执狂滋生于偏执，而偏执又滋生于执著。这好比是一个阶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踩的是上升梯还是下滑梯？这就需要我们平常多留个心眼好好琢磨一番。
我们不断地鼓吹着“执著不朽”，但却以无限度的想像力来放大我们的偏执，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向受教育者灌输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硬道理”，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下一代在无所适从中选择了叛逆式的偏执。这么一来，执著既是偏执的原点，又成了偏执的幌子。如此伪执著教育，究竟是积极多于消极，还是消极多于积极？这同样得靠我们多留个心眼仔细推敲一番了。
第14讲 一以贯之，南墙候之二、“终身行之”误区
前面提到过，“终身行之”是“一以贯之”的前缀，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为一种信仰或理念或目标，应该终身奉行，这和“一以贯之”的“以一个东西贯穿始终或全部”内涵形成呼应关系。
如果按我们平常的知识面去理解，此话好像没什么大错，但我认为它还是只适用于伦理的“统摄”范畴，或从道德践履的角度来解释。但也有人会把这种理念带到事业或目标的层面来理解，并按着“终身行之”的思想，来激励自己，勉励自己，鼓励自己认准一个目标，永不回头。只要目标不变，其他一切的瓶颈最终都会顺应目标。
然而请大家多个心眼想想，世界上哪个人一生就只认定一个目标从一而终，至死方息的呢？显然这是孔子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我就经常听到一些所谓成功人士在讲述自己的目标心得时，总爱用矢志不渝、风雨无阻、永不回头之类的极端词语来进行美化，我看这根本就是违反规律的，也是不理智的。
试想，一个人如果明知自己先期选定的目标出了差错，还要照着错误的目标埋头苦干，以致发现到自己已经一败涂地时，再来补救，那还来得及吗？
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位号称顶尖潜能大师的一句话叫“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只就个人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修为层面来说，这句话比较在理儿，但把这话放在信息高速路走进生活的今天，我看这话就不准确、甚至还有艰涩之嫌了。
有一个著名的“跳蚤试验”，程序是：
把跳蚤放在广口瓶中，用透明的盖子盖上。这时你会发现跳蚤会猛烈地跳起来，并不断地往盖子上撞去，请注意继续观察跳蚤跳起来的高度：慢慢地你又会发现，尽管跳蚤还会继续在往上跳，随着起跳的次数增多，体力受到巨大损耗，直至你揭开盖子，那跳蚤也跳不出瓶口了。
这个试验表明，呆头呆脑的跳蚤虽然有逃生的欲望与目标，但却没有养精蓄锐的心眼，更没有等待开瓶时再逃跑的耐性。往上跳——这只是它惟一的逃生方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
用跳骚试验来比喻整个人类当然不太恰当，但来比喻那些一生只追求惟一的一个目标的人则毫不为过。
我们都说一个人不能没有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多个小目标的集合体。它包括思想境界与生活观。思想境界的目标可以矢志不渝，但生活目标也矢志不渝的话，那么50年代出生的人就不该享有现代人所能享受的一切高档生活品了。因为那个年代的生活最高目标是家有个电风扇就已经很“小资产阶级”了，谁能想像得到今天的空调、私人小汽车、住洋房之类的东西呢？
我在《雄辩韬略》中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人人都能玩得起的就是心眼。”然而是不是人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合理运用心眼？这是一个不轻松的难题。说实在的，在玩心眼方面，我们的古人留下的《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足可以在当今仍“放之四海”，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把心眼都放在玩小事上，真正的大事（比如调整目标），反而显得如上所说的跳蚤一样，缺乏主见。
撇开《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即使《道德经》，我们同样也能找到足以借鉴调整目标的诫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段话精辟之处在后两句，其意是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时给予它。给予，就是一个阶段的目标，为实现后面的夺取而做准备。
我不赞成一个人一生只为一个目标奋斗不止的说法。我认为一个人给自己定下一个阶段目标之后，这个目标应该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你努力的依据；一是对你构思下一个目标做准备。一个目标只不过给了你一个看得着的射击靶，当这个靶子被你射穿了，你就不得不再找下一个更远的靶子。就像一场NBA篮球比赛，一个赛季得了冠军，这是一个目标的实现，但有可能下个赛季你的队伍人员经过大调整，实力就不是一回事了，这时你还一心想着下赛季再得冠军，这就不切实际了。
知道蒙牛刚出道时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吗？——“向伊利学习”。
对中国乳业来说，伊利就是一所“黄埔军校”。伊利把原来的副总裁牛根生从一个刷奶瓶的小工培养成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然而牛根生在悄悄地为自己制定好目标后突然出走了，此后他创办了蒙牛，伊利依托“公司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也被蒙牛“拿来”，并且做得更到位、更彻底。
牛根生毕竟是不乏心眼者，他别出心裁，在产品包装盒上印上“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的口号，蒙牛的第一块广告牌也非常“乖巧”地写着“做内蒙古第二品牌”。在牛根生看来，当时蒙牛的目标除了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根本不配与伊利竞争。在奶站建设过程中，蒙牛提出一个著名的收奶“三不干”原则，其中一条“凡伊利建有奶站的地方蒙牛不干”。如果当时的牛根生只凭一股冲劲，不假思索地与伊利为敌，我敢说他的下场就可能会是另一个样了。
而正因为这种学习中竞争的模式，伊利和蒙牛的发展速度都非常惊人。尤其是蒙牛，短短的五年时间，由国内第1116名的起始排名飙升到现在的前五甲之列，在这时候，牛根生心眼又上来了，新目标又生成了：他充满玄机地提出“伊利和蒙牛迟早要走在一起”的目标设定，给伊利提出的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号呢？
以例为鉴，反观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因为从小受到刻板教育，对目标追求的理解大都设定在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幻想里，当失败降临，心态一浮，失去方向，颓废至极，目标受挫了，矛盾也产生了。这是很要命的。
请大家别误会了，认为我是在这里给大家灌输在困难面前的逃跑主义。因为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追逐一个目标必须玩命。那就是众人皆知的日本马拉松选手山田本一，他的目标就是夺取冠军，为此他朝着这个目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任何的艰难险阻都没有吓倒他。
那么借此我就要问了，世界上任何的比赛冠军都只有一个人，你是否有做冠军的天赋？别说冠军了，即使能获得个好名次，那么你朝着这个目标去拼命也值，如果你根本不是干体育的料，你也以山本田一为榜样，终身行之，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俗话说的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我看就很精辟。拉车是工作；看路呢？是长心眼。
有人把目标比喻作撒在园中的种子，如果不留意护理，就会野草丛生，如果我们精心合理地关照，适时清理，园子就会成为健康的果园。是的，如果你发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已经实现或遇到困惑，那么就请你用心，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循序渐进。相信你只要多一个心眼，你就能得心应手地去实现自己的每一个阶段目标。
佛界有这么一句话，请大家用心领会。叫“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而当你找不着路时，请想想看，你是不是心里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的目标呢？
第14讲 一以贯之，南墙候之三、与其“骑墙”，莫如推墙（1）
前面说了“一以贯之”的各种贻害，接着可能会有人问：既不能“一以贯之”，也不能太偏执，那我们逢事当个“骑墙派”，这总可四平八稳了吧？要我说，“骑墙”也不行！你多个心眼想想：墙稳了众人骑，墙倒了众人推。你骑在墙上，敢问谁敢保证你能四平八稳？
不知诸位是否很推崇查良庸笔下的韦小宝？很多人就把他当作“忠”和“义”的化身，我倒不这样认为。如果让我用迷信的话说，韦小宝充其量只是运气好，太多的好事都在“不情愿”中得来，仅此而已，但他吃尽两家茶礼，受双方恩惠而从不受良心谴责的做派，已经充分地说明，虽然他的心眼多多，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缺乏人格、性情、气节和操守的骑墙派。
韦小宝的对手风际中也是左右摇摆的小人物，但风际中就没有韦小宝那么幸运，结果成了“魅力四射”的韦小宝的刀下鬼。两个都是骑墙分子，查良镛先生却给予了不公平的命运。那么查良镛要告诉我们的“骑墙派”究竟是好还是坏？不得而知。
有人将“骑墙派”俗称“逍遥派”，我觉得很可笑，你多个心眼想了没有？你骑墙了，说明你没主见了，或是你投机了，这又怎能逍遥于世外？
我说“骑墙”者无主见，这是因为“骑墙派”自以为有心眼实际上是缺心眼，屡屡想自保却总被命运所捉弄。大家可能常常会听人们置喙那些关键时刻放弃自己说话权利的人：瞧，这个“骑墙派”，好像是我自岿然不动，其实就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再要么逢事不花心眼去做自己的判断，而是唯唯诺诺，不管人家是正确还是谬误，先不吃亏再说吧。
如此一来，墙是骑住了，但你就没多个心眼想想到时候你怎么下来？
我在办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就举办一个会展的策划方案，召开董事讨论会，我先让策划这个方案的人介绍一下会展方案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发言，最后表决通过。结果七个董事中，两个人明确表示反对。四个人弃权。我问两个反对派的理由是什么？除一个说凭直觉，风险太大以外，另一个根本没说得出理由来，这让我非常生气，我生气的倒不是他们投了反对票而使这个项目不能立项，而是他们表态太快了，只考虑到风险的因素，没有多一个心眼再去考虑一下效益的因素。而让我更生气的是那四个弃权者，整个就是骑墙派，当我把这个项目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去做，人家获得利润了，他们又在背后嘀嘀咕咕，同样没有真正的自己的思想。我就把他们统称没有自己主见的“骑墙派”。
我说“骑墙派”把心眼只放在投机上，是因为“骑墙派”不是没有一点点思想，只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担不了任何风险，有想法没办法，有行为没作为，有利眼没心眼，因而只会骑在墙上视机分享别人成功的美羹。居然还有“骑墙派”管自己这种投机叫成熟！
成熟吗？我看未必！
当年的阎锡山就自以投机式“骑墙派”为荣。
阎锡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从清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国民党退居台湾的最初10年，这几个时期的政治，大多是以军事方式来进行的，然而他早年在官场的钻营，与各种党派分分合合，无不体现出他这一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他的心眼不少，但没有什么是非原则，不讲什么国家民族，不谈什么军人天职，全然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政治骑墙商。
现在我不得不忧虑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在民族尊严和金钱诱惑面前，还有多少人敢称自己能够不是阎锡山那般的“骑墙派”呢？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邓晓芒在追随鲁迅先生时期说的一段话：“对于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当代年轻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面临危机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国的人的危机，即：中国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生存？”对于这种提问，请用你的脑子思考，不要用屁股骑在墙上思考！
现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有才华的失败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