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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酝酿的五项措施为例，如何界定“硬指标”、“软指标”？不对源头进行监管，如何“整顿和规范酒类流通秩序”？此外，加强税收监管、制订酒类法规，是白酒业由来已久的呼声，有关部门再次将此作为监管的内容，说明这些政策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彻底的执行。
国家对白酒制造业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政策应该考虑能否“落地”。比如，“整顿和规范白酒流通秩序”，怎么整顿？对流通商也实行销售许可证制度？流通环节的“贿赂营销”怎么规范？终端进店费如何破解？如果说整顿流通秩序是为了封杀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应该从源头抓起。没有制假，何来售假？必须先整顿生产秩序，从流通环节治理，是治标不治本。
正如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所说，规范生产流通秩序，首先是“完善生产许可证制度，严守生产准入关。在审查发证工作中，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实际上，五项措施最终的指向是两个字：税收。同烟草一样，白酒历来是国家和地方税收大头。以２００３年规模以上企业为例，总计实现销售收入５４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９％。全国超过２０亿元的省有六个：四川２０７．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０２％；山东７０．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６％；安徽３８．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１％；贵州３３．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６８％；江苏２９．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湖北２１．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０％。２００３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总额１３４．９７亿元，同比增长８．４％，其中：税金总额９２．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０．９７％；利润总额４２．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４５％。实现利税大省依次是：四川５４．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５％；贵州１８．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００％；山东１１．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７２％。
很多数据一再表明，在中国传统制造产业中，白酒业（烟草业）对税收的贡献没有一个产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毫无疑问，中国是个典型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我们无意去讨论五项措施的出台背景，我们只需弄清楚白酒制造业对国家税收贡献的重要性，即可明了它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那就是：因为重要，所以“严管”。
※ 税收怎么就流失了
白酒制造业的监管主体一直就是个老大难问题。从商业到轻工业、从上到下，各大职能系统历来都非常重视对白酒业的监管。这么多年以来，笔者也曾经参加过不少“年会”、“经济运行分析会”等之类的行业会议，每次都有幸听到各大职能系统领导的讲话，比如商委、技术监督、经贸委（机改以前）、财政、税务等等，看得出，这些部门对白酒的发展都倾注了精力。
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为何还有企业在税收上跑、冒、滴、漏？谁都清楚，税收的严重流失是“五毛钱”出台的直接原因。但是，就在“五毛钱”出台的当年，白酒税收流失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关于规范白酒制造业发展的各种政策、条例、文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就可以找出一摞来，税收问题为何还是让人不容乐观？
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才导致了白酒制造业在税收上、市场流通秩序上一直以来难以得到根本的规范和治理。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有着非常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让我们看一看白酒制造业的产业分布以及企业构成情况。以产酒大省为参照，我们依次（产量）可以列出：山东、四川、江苏、安徽、河南、贵州、辽宁、广东、湖北、吉林、山西。２００３年上述１１个省的产量分别达到了５７．１０万吨、５０．５１万吨、２８．１１万吨、２４．７８万吨、１８．２９万吨、１５．０４万吨、１４．４９万吨、１３．１３万吨、１３．０２万吨、１１．４６万吨、１０．７６万吨。
上述１１个省可谓产酒大省。相应地，我们同样可以列出每个省的产酒大户。比如江苏的汤沟、双沟、洋河、今世缘，湖北的“枝江大曲”、“白云边”、“稻花香”。基本上，每个省都有３～５个产酒大户，它们的产量通常占到当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每个县、每个市通常都有一家或几家酒厂，它们则贡献了另一半产量。占到当地总产量一半以上的产酒大户，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它们都是照章纳税、守法经营的企业，国家税收（白酒）的一半以上都是它们上缴的。
但是，除了产酒大省的产酒大户，还有大量的小酒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酒厂分两类，一类是“国字号”，一类是私营的。私营小酒厂有三大分布区：四川大邑、邛崃、崇州、宜宾、泸州，安徽亳州，贵州茅台镇。如果把全国像这样的小酒厂加在一起，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不管是酒厂总数量、总产量还是总销售额。但是，它们向国家贡献的税收，绝不可与“大户企业”相提并论。很显然，税收流失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无处不在的小酒厂有关。加强税收征管，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些总量庞大的小酒厂的监管。
２００３年，规模以上企业完成税金总额９２．７４亿元，前２０名企业完成税金占总额的５４．９２亿元。数据说明，国家只对规模企业的税金完成情况进行了统计，还有大量规模以下企业税金完成情况没有统计，其中就有偷逃税收的原因。
但是，加强对小酒厂的监管又谈何容易。我们知道，“大户企业”都是每个省的纳税大户，比如“六朵金花”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枝江大曲”是湖北省的纳税大户。这样的大户，省级政府（财政）每年都会对它们下达经济指标。
同样，小酒厂通常都是每个县（市）的纳税大户。它们在纳税上是个什么情况？跑、冒、滴、漏现象肯定存在。全国所有的小酒厂，你跑一点、它漏一点，最终就形成了巨大的流失“黑洞”。
白酒专家曾祖训给笔者讲过一个例子，四川邛崃的某家酒厂，为了规避税负，响应青神县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把酒厂从邛崃搬到了青神。“这实际上就是偷税漏税。”曾老说。由此可见，小酒厂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偷税漏税的方式还很多。可以说，这种现象成了一种“集体有意识”。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是地方保护主义。
相对“新经济”而言，几十年来，酿酒是各个县、市惟一的、传统的经济产业。对惟一的、传统的产业从政策上（税收政策）给予优惠，当然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这样一优惠，把国家的税收就“优惠”掉了。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9节 解读白酒“紧箍咒”（2）
※ 监管内容：监管什么？
五项措施重拳挥向白酒制造业，可谓“刀刀见红”。其实，只要抓住一条，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为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白酒企业在纳税上存在明显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状况：守法经营的国有骨干酒厂承担着更多的税收任务，而小酒厂却大量偷税漏税。因此，“一刀切”的税收政策，既不公平，也不效率——骨干酒厂被一再抬高，小酒厂却“照偷不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双方税负不等，才导致了诸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流通秩序混乱”（根源还是在小酒厂）。而正因为“流通秩序混乱”，才有很多企业呼吁“酒类立法”。
所以说，五项措施虽然“刀刀砍向”白酒积弊，根本却在税收环节。也就是说，如果税收政策在制订上“考虑效率、兼顾公平”，在执行上不走样，其余四项措施自然迎刃而解——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效率、公平”原则，我称之为“因果关系”。“有其因，必有其果。”我们现在整顿也好、治理也好，陷到“果”里出不来，很难建立起白酒制造业有效的管理机制。
很显然，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样制订“效率、公平”的税收政策？这样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才是如何监管。否则，加强税收征管很难具有操作性。要提高税收，首先税收政策、税率等要合理。对此，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必须“完善税收政策，制订合理的税种和税率，特别是对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和比例，应更加科学合理，改变一些企业名义税负高、实际交税少、采用关联企业偷税的行为”。
马勇之所以强调“合理的税种和税率”，言下之意是现行的税率和税种不太合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征收税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苏采访时，当地白酒协会的负责人曾经告诉笔者，江苏白酒企业的税率是最高的，各税种累计起来税率高达４０％以上；在贵州，当地酒厂则认为贵州的税率是全国最高的。从企业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税收是企业关注的“第一要素”，以至有人说，川酒能做中国白酒老大，得益于低税率。
事实是怎样的呢？
２００３年，各地实现销售收入的排名依次是：四川２０７．７２亿元，山东７０．７３亿元，安徽３８．０２亿元，贵州３３．１３亿元，江苏２９．０２亿元，湖北２１．１８亿元；实现利税排名依次是：四川５４．１１亿元，贵州１８．２１亿元，山东１１．９４亿元。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利税排名前三甲的省份中，税率最高的是贵州，其次是四川，税率最低的是山东。事实说明，各地税率不统一，确实有高有低。
另外，企业认为现行的税种也不合理。如今满街跑的高端白酒就是在不堪消费税重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业内人士认为，消费税不该“一刀切”，不管高、中、低档，一律加收五毛钱，加重了企业负担。业界早就盼着“调节白酒消费税的税收政策”了。企业的建议是，国家如果调节消费税，应该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只对高价位白酒征收消费税。
由此可以说，白酒制造业的宏观管理机制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监管（调控）什么，二是怎么监管。只有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谈得上具体“监管”。以前，我们对白酒的监管虽然从未松懈过，但更多是治标不治本。当然，“监管主体是谁”也需要定位清楚，但关键是“监管什么”。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指向非常明确。
※ 立法：不是灵丹妙药
业内人士认为，白酒制造业的三大监管核心（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应该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事实上，一些骨干企业对立法的呼声也很高。白酒界曾经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就立法问题进行呼吁。早在四年前，原汾酒老总高玉文就提出，白酒业的规范问题应该靠法规来解决。
然而，酒类立法喊了很多年，一直立不起来。立法的难点在哪？马勇认为，在立法上应该“有破有立”，也就是“实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保护，制订并实施监管生产流通的全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规章”。
在白酒流通上，很多年来是“一地一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酒类管理条例。正如马勇所言，立法意味着要废除地方上的种种“土政策”。但废除“土政策”又谈何容易？地方要发展经济，国家要规范管理，本身是不矛盾的，可到了地方上，往往就走样了。比如白酒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国家技监部门是发证机构，同时委托酿酒协会协调参与对企业资格的审查及许可证的发放。酿酒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服务）的群团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这就使得许可证的发放掺杂了某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采访情况告诉记者，呼吁立法的多半是骨干酒厂。小酒厂本身就有偷税漏税等种种不正常现象，它们才不需要法规呢。那些深受小酒厂之害的骨干企业，将希望寄托在立法上，其情可鉴。
业内人士认为，制订一部法规并不难，难就难在各方利益的统一和执法上。
※ 谁来监管“监管者”？
白酒的监管，从商业系统到轻工系统，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