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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可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汉族文化在明中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封建文化达到烂熟程度，并渗透到政治、学术、风俗等领域。它的迂阔和许
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也引起部分清统治者的不满。城市中市民文化也在悄悄地
兴起，如戏曲小说、鼓吹性灵的诗词，以致体现了市民意识的民歌小曲、绘
画书法等等。这些对旗人有更大的吸引力。像身为辅国将军的赛尔赫竞“以
诗为性命”（沈德潜语）。文昭赠其诗云：“将军幸遇太平时，除却吟诗百
不为。”（《喜晓亭将军过访》）这在旗人中很有代表性。旗人在学习汉文
化的过程中随着其等级、文化、性情的不同，各有所取，但他们只要专爱上
一门，往往全力以赴，必期精而后止。统治者对旗人的期望往往不能如愿，
因此就产生了对内（指对满人）强调满汉分野、阻挠满人汉化的新政策。
另外八旗自入关以来，“旗”已从生产、军事、行政三结合的组织变成
军事行政组织，生产任务没有了，战争又不常有，旗人又不许另谋生计，整
天游手好闲，原来慓悍、粗犷、英勇善战的旗丁变成了手足惰窳的八旗子弟。
有钱加上有闲，很快地就清洗了从游牧民族带来的善于吃苦耐劳的特性。这
一点在清初就表现出来了。桐城的方文（哲学家方以智之叔）在《都下竹枝
词》中写道：“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
捐躯入战场。”这仅仅是入关后一二十年的事情，以致后来平定“三藩之乱”
不得不借助张通、赵良栋之功。到了太平已经百年的乾隆间，八旗子弟不仅
仅是啜茗焚香了，高雅一点的吟诗作赋、拍曲唱戏，与汉族士大夫称兄道弟、
追求汉族士大夫的雅化生活方式。连雍正、乾隆皇帝也未能免俗，而且表现
得特别积极。雍正皇帝有个画像，身着明代士大夫衣巾，作“抚孤松而盘桓”
状。乾隆责备他人“侈口吟咏”，而他自己也是“惟以丹铅为务，御制诗文，
至于十万余首。。每一诗出，常命词臣注释。。”。从《雅颂集》所收的作
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本应是纠纠武夫的满洲亲贵已与汉族士大夫没有什么
区别。乾隆第五子水瑢《独步》诗云：“独步长堤思渺然，秋晴一水接遥天。
无多风雨何憎客，似此形骸不让仙。照眼小红窥柿熟，栖身虚白委蒲团。国
华堂外寒楸影，曾与龛灯忏永年。”（卷十）这就是叱咤风云一生未离鞍马
弓箭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低层次的旗人则提笼架鸟、斗鸡走狗，养蛐蛐、揣
蝈蝈，无所不至其极。而且他们混同市井，成为大中城市中的一种特殊市民。
以上我们讲的是满洲八旗风俗变迁的大趋势，实际上乾隆时期抑制汉
化，保持八旗素质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满清王朝之所以统治中国二百余年，
原因很多。文化上采取了有节制的汉化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日趋没落的
汉族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中注入了游牧民族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三
上面所述，意在说明《雅颂集》的出版是雍、乾时期抑制满族汉化政策
的结束。汉化作为一股潮流是不可遏止的，因为它体现了旗人文化的进步与
满汉人民相处的和谐。嘉庆皇帝在序中说：“夫开创之时，武功赫奕；守成
之世，文教振兴。虽吟咏词章，非本朝之所尚；而发抒心志，亦盛世之应存。
此《熙朝雅颂集》之所由作也。”从此集的编纂和嘉庆对它的承认，可以说
是满族上层和文士公开融合于汉文化之中的标志。嘉庆序中是吞吞吐吐承认
这一点的。“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
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
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而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
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言诗，徒耽于词翰，侈言吟咏太平，
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躭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
予之苦心矣！”真是让嘉庆不幸而言中了。八旗子弟的汉化——无论是追逐
汉族士大夫文化，还是倾心于汉族市井文化都严重削弱了八旗的战斗力，这
必然动摇了满清统治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旗人的汉化过程也就是满清统
治的衰落过程。因为满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大大进步了，文明程
度提高了，可是作为一个武装集团来说，它的作战能力则大大减弱了。
这也正应了鲁迅所说过的话，“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又说
楚霸王项羽“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
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
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华
盖集·后记》）。《钦定熙朝雅颂集》的编辑和由皇帝批准出版，说明了满
清统治者推行了一百余年的有节制、有限度的汉化政策（既保持满族淳朴尚
武的优良传统，又谨遵程朱理学实施的尊君弱民、“一夫为刚、万夫为柔”
道学精神）的破产。大清国从此大幅度地滑坡。八旗子弟再也不是入关之初
的所向无敌的金戈铁马强兵悍将，而是一批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一帮看不到
前门楼子就会哭的窝囊废。因此区区几千个洋兵打来便束手无策，镇压太平
天国也只好借助汉族地主的武装力量。待到总结八旗文士文章的《八旗文经》
出版（光绪二十七年），就离清朝倒台只有十年了。
说“旗人”诗
近来有些专著或论文说到“旗人”或“八旗子弟”时总把他们当作民族
概念来使用，甚至直接与满族人或满族子弟划了等号，发生了混淆概念的错
误。不用说八旗之中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分；就是满洲八旗
之中也不纯粹都是满族人，其中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锡伯
族人、赫哲族人都占有相当的数量（当然其中不少是奴隶），甚至还有俄罗
斯人。例如乾隆间镶黄旗满洲都统下属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即由俄罗斯
人组成（见《八旗通志》）。因此，“旗人”即属于八旗中的人，是个身分
概念，非民族概念。过去北京人准确地称“旗人”为“在旗的”。这与说信
仰某个宗教为“在教的”一样。所谓“在”就是指他们那个与平民百姓不同
的特殊身分。这篇小文所说的“旗人诗”就是指“在旗的”人们写的汉文诗，
他们并不一定都是满族人。
现在有人论及旗人诗多爱论康熙、乾隆等皇帝们“写”的诗。但我对皇
帝写诗总抱有不信任感。因为，他们日理万机（清朝皇帝大多勤劳），又要
忙着享乐，所写诗大多出于文学侍从之手。如果不是这样，乾隆怎么可能一
生写了十万首诗，是《全唐诗》的两倍还多。他活了89 岁，约有三万两千多
天，即使他从生下来那天就写诗，也要每天写三四首之多。您想，这有可能
吗？所以他们的“诗”大多是只须开口说上一两句话（或两三字），马上就
有词臣接过来凑上一首，便收入《御制诗集》。这和当年农民写诗，臭老九
代劳一样。有些词臣对皇帝无偿占有自己劳动成果心有不甘，悄悄地再收入
自己的诗文集，如让皇帝发现，不免会有滔天之祸。这方面沈德潜便是一例。
所以，清代皇帝虽是最高和最有知名度的“旗人”，本文也不谈他们“写”
的诗。否则，你煞有其事地议论了半天，却不意在别人的诗集发现了这首作
品，该多扫兴。
本文所谈及的旗人作品多取之于《钦定熙朝雅颂集》（下面简称《雅颂
集》）。因为，这是第一部收集旗人诗歌创作的总集，虽然编纂过程中有点
“腐败”的嫌疑，例如收取“刊登费”（可见当前有些杂志收取版面费也是
“古已有之”的）、或编者为出资者捉刀代笔而作（如当今一些“作家”为
歌星、明星写“自传”），然而，此书大体上还是能反映清初至乾隆间旗人
诗的面貌的。
八旗诗人作品是有其特色的。这与其民族特点、满清统治者对旗人的约
束及其推行的遏止汉化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旗人作品反映重大社会矛
盾的作品较少，但比较注重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细微的个人的内心活动。
在风格上深美闳约、古奥怪奇的作品较少，大多诗人选择了通俗浅易、玲珑
轻妙的写作风格。因此在清初至清中叶这一百多年流派纷呈的诗坛，八旗诗
人最倾向性灵派。主倡性灵说的诗人袁枚在写《随园诗话》时以论鄂尔泰诗
为开篇也不是偶然的。其所标举鄂氏诗句：“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等皆是有性情、有风趣的作品。诗话中所例举的旗人诗人如蕴端（红兰主人）、
徐元梦（蝶园）、尹继善、明瑞、明义、法式善等人作品也多属倾向性灵诗
风的。这不仅与袁氏论诗宗旨有关，也是由旗人创作实际所决定的。
为什么旗人诗人受其他诗派影响较小呢？这与旗人的集团特质有关。如
旗人诗学传统较浅，对于强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神韵说则较难接受；旗
人所讲的汉语属于北方语系，对于注重音调涵咏的格调说则难于领会；旗人
更缺少学术传统，对于偏爱学问考据的肌理派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在八旗
诗人中形成了性灵说一派独兴的局面。特别是那些不得志的旗人，他们往往
以平易的诗句摅写自己的不平与苦闷。与曹雪芹交好的敦敏、敦诚、张宜泉、
明义等都属于这一类。“二敦”本为宗室，其上辈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
的失败者，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很落拓了，而且由于宗室的身分比一般平民
又多着一层拘管。他们在诗中直抒对于无拘无束生活的渴望。敦诚在《题枯
林系蹇图》中写道：“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
风雪教他自在行。”敦诚似乎偏爱唐代的李贺，他说过自己诗学李贺，也说
曹雪芹诗如李贺。大约李贺诗是他心目中的最高标准，可是他的创作实践说
明他更接近白居易。张宜泉的诗如窜入《小仓山房集》中更是令人难分真伪，
如：“午床簟展小堂空，积闷难消睡课中。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
穷。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怪煞先秋蝉噪急，一声声出碧梧东。”
（《四时闲兴》）除了那股傲兀之气外，从遣词造句到布局命意都类似袁枚。
这种倾向也体现在《雅颂集》中，虽然集中所收诗人多在袁枚之前，但
他们的作品风格与袁氏倡导的诗风暗合。这说明旗人诗风主要还是由他们的
民族特质、汉化程度和生活经历决定的。
《雅颂集》作为一部要逞达御览的旗人诗总集，在选录作品时有许多忌
讳，例如集中选有怨怼情绪的作品较少，直接反映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作品
几乎没有（而在一些旗人诗别集中这类作品往往随处可见）。这是不足为奇
的。因为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残酷，人们记忆犹新。但《雅颂集》还是有其特
色的，从这个集子所选录的作品可以看出旗人汉化过程的足迹。他们，特别
是旗人中的“天潢贵胄”、亲王贝勒都是经过一段刻意模仿阶段，逐渐走到
心应手得、从心所欲的阶段。旗人一旦汉化后便具有不可逆转性，甚至显得
比汉人更“汉人化”一些（指汉族士大夫的腐朽一面），后来的八旗子弟简
直集汉族士人腐朽之大成。《雅颂集》是个选本，入选诸家又皆是清初至清
中叶的作品，反映旗人腐朽意识的作品还不多。清太宗皇太极之子高塞的诗
画都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稹的赞扬，曾说：“虽士大夫无以逾也。”仅就
入选的作品来看，这种赞扬是言过其实的吹捧，其诗矫揉造作的模拟痕迹还
是很明显的。在《登医巫闾山观音阁》中描写了山寺和渤海远景后写道：“自
古递相传，其中有蓬岛。安期与羡门，往事终绵邈。滉瀁失端倪，气色变昏
晓。岂识天地心，物理费探讨。泠然此游豫，何用心悄悄。”把神仙传说和
程朱的性理之学牵扯在一起而游览的又是佛寺，颇令人感到不伦不类。这说
明作者还没有把汉族士大夫安身立命的三教——儒、释、道思想协调好。在
什么情况下应该拿出什么货色应付，作者还不太清楚。高塞的这种作法使读
者感到他只是一个货物不多的小贩，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