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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冰敬、瓜敬，以及告别应酬，四时节仪，名目繁多，无非都是要钱。对
于这些，作者都有记载。他赴陕西粮道留别应酬一万七千两，赴四川臬司一
万三千两，贵州藩司一万一千余两，河南藩司一万两千两。延请幕僚，一个
也得千两，亲友故旧打秋风的、奉迎上司的难以一一计算。这些花销从哪里
来，只有如《红楼梦》中贾珍对村民所说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在这种风气之下，如果谁想在聚敛金钱方面稍微节制超脱一些，也很困
难。据作者所记，他看到官中钱粮，多是“敲筋击髓，剥削民膏”，惧遭显
报，所以在弄钱上比较收敛，他宣布不收下属节寿，结果就有人参劾他“外
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面对现实，他只有哀叹“群小构成一局，正
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其实，不仅个别官吏无力改变这种情况，连最高
统治者也知道安民必须查吏，“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
也知道许多大好地方为贪官污吏所糜烂，但亦无如之何！
更可怕的是清代外官收入中有一些不成文的“陋规”。这往往是前代因
某种具体情况可以加派或扣留的款项，后来这个具体情况虽已过去，但加派
或扣留却保存了下来，形成所谓的“陋规”。“陋规”丛生，并逐渐变为“正
规”，在往来公文、作者用度计算之中，陋规赫然立其中，人们恬不为怪，
这可以说是吏治腐败到极点的象征。
晚清官场风气每况愈下与捐班的增多关系也极大。清初捐纳是政府经济
拮据时的应急措施，只许捐较低级的出身，如秀才之类。乾隆后捐班可以录
用，给予较低的实职。鸦片战争后，由于战火连年不断，开支巨大，所以捐
纳之门大开。花钱可做州县之官，甚至可以捐道台。道光皇帝也知道：“捐
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但是他却下不了决心革除这一
弊端，因为皇帝也是从捐班手里弄钱，各种官职成了商品，无怪要禁绝下面
的贪污而不可得的。捐班大多数是铜臭熏心的富商大贾，腹中只有稻草，文
化水平高的不多；被皇帝视为腹心的满洲旗员，他们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儒
家教育，受封建伦理的熏染较少，作者说整个福建省城中的官吏“无一读过
《四书》之人”，连一点点封建伦理的约束也没有，剩下的当然只是一心一
意地牟利弄钱，放荡自恣。上面提到的督抚大员便多是文化不高的旗员。
官吏一心弄钱，毫无责任心，不仅民生疾苦绝不萦怀，就是大清国的安
危也不在他们思虑之中。他们整天浑浑噩噩，胡作非为，听戏买笑，饮食征
逐。张集馨为许多瘟官画了像，只取他们一两件典型事例，整个官僚阶层的
腐败就历历如绘了。乐斌的上炕老妈周二奶奶病故，作为陕甘总督的“乐斌
缟素，司道文武各官亲往拜奠。出殡日，乐斌率属步行，哀痛如丧考妣”；
他把政事推给幕僚和幸奴陈二，每天到处听戏、饮宴。陕甘两省官员为陈二
再娶奔走趋跑，甚于奴隶。这些从上至下的大小官员正如作者所云：“一堂
鬼蜮，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
这些腐朽的官僚一遇到野蛮的帝国主义入侵，他们的原形便全暴露了出
来。前任浙闽总督颜伯焘在对付海上入侵英军的时候，把非得数十人才能拉
挽的大炮放在海边，舍不得花点钱作炮车。有人提醒他说，炮台在墙外，非
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而颜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灭贼，何
须装药也。结果一交战清军大溃，颜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这一战便
把这个腐朽官僚吓破了胆，以至被罢斥后尚有余悸地说：“英夷船坚炮利，
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此公的表演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满清的
大小官僚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多是如此，就是清朝皇帝、清政府也是如
此。
书中还揭示了封建法制被破坏的情形。作为四川一省司法官的按察使刘
喜海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他低能而残酷，“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小板
四百，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先揲一筊，如系阳筊免
死，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惨酷不可言状”。
司法者本身一点不讲法制，草菅人命，野蛮残酷，使人们的正常生活失去最
后一点保障。四川人民反抗之烈、“盗匪”之多，和四川刑狱不能得其平有
很大关系。善良的人们入了监也还得受牢头狱霸的欺凌压迫。资州被判永远
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居然在“监中开设小押，重利滚剥，监门出入无禁”。他
用酷刑逼赃，虐待犯人，女犯入监他还逼奸，简直是狱中的南面王。
《道咸宦海见闻录》涉及方面很多，提供的材料也极丰富。作者富于文
采，绘影传形，很有感染力量。有位传抄者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
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同文馆——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
最初满清统治者以天朝自居，认为外国人来中国都是向慕风化，到了中
国自然要讲中国话。道光年间，洋人以其船坚炮利打了进来。咸丰年间，英
法联军一度打下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并派使节进驻了北京。洋鬼子坐到了
大门口，每天逼着你与他打交道，此时方感到对于“夷情”的隔膜，感到“通
晓”洋文的紧迫性。咸丰九年（1859）洋务派先驱郭嵩涛上奏言：“中国与
西洋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
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窥要，莫切于是。”没有外国语学校，那来的“谙
通夷语人才”。广东、上海虽有一些商人子弟、贫苦子弟或为了经商，或受
洋教所诱，懂了一些外语，“无不染洋泾滨习气”，“惟知藉洋人势力，播
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而且“所识洋字，
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字”（上皆李鸿章语），上不了大雅之堂。于是
清廷第一个洋务主持者恭亲王奕䜣在奏请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
部）的同时建议“设立文馆”以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
在救亡图存的急迫要求下，第一所官办的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取义“通
文”）于咸丰十一年（1861）成立了。同治元年（1862）正式招生，二年在
上海、广州亦援此例成立了广方言馆。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外语教育。
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两馆，后将理藩
院的俄罗斯馆（早已有名无实）并了过来。普法战争（1870）之后德国日强，
便加上了德文，当时叫做“布文”。布文者，布鲁斯（普鲁士）之文也。甲
午战争（1894）日本强盛，又加上日文，当时叫做“东文”。每馆分为前后
两馆，即高级班，低级班。这样同文馆便成为一个科系较为完整的外语学校
了。
同文馆建立伊始，首先面临的是生源问题。那时读书人的正经途径是读
圣贤书、写八股、考科举、做官，而学习外语，最好的前途是当个“舌人”
（翻译），为仕宦人家所不齿。而且社会舆论认为学了洋话，便是投降了外
国。清政府既然不能强迫汉族士夫者学外文，只好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
调官学生去学习，但有人情可托的也不肯去。只有家境贫寒、又无硬后台的
旗人子弟迫于无奈才勉强入学。据同文馆学生回忆说，某家子弟入了同文馆，
就像奉了洋教一样被人看不起，甚至有亲戚朋友与之断绝往来者。同治元年
入学的十个旗人子弟中，有一位名叫张德明者，为汉军旗之贫民，其学费都
仰仗舅舅，才不得已上了同文馆，后成为同文馆出身中最著名的一位翻译，
官至公使。际遇如此，晚年对子弟后辈谈起往事还为学了洋文而遗憾。
奕䜣的计划，还要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馆、算学馆、化学馆、格致（物
理）馆、医学馆，藉以全面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但这些不是旗籍中小孩子力
所能及，非要从举人、贡生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收学
生。这下子像捅了马蜂窝，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那些冥顽不化的守
旧官僚认为，叫几个贫寒子弟学点外国话还无伤大雅，而要从士大夫中招取
学生，则是大逆不道。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是让士人师夷事夷，结果只能
是“未收实效，先失人心”。会使“士气”丧失殆尽。这些顽固分子认为抵
御外夷主要在人心向背，而不在于器物利钝。于是在北京流传几副讽刺开设
同文馆的对联：
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这是讽刺学习外语科是天丧斯文，毁灭文化。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这是讽刺同文馆强制儒生去做洋鬼子的学生。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这里，更是把矛头指向朝内主张革新的人们，企图把同文馆搞垮。
为了保证生源，官方采取了利诱的办法，把学生的待遇提到高得令今人
无法想象的程度。入学者不仅管吃管住，初进馆每月还发给三两银子的膏火
费，按当时的购买力，这是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学习一二年后增至六
两，再过一期增至八两。如果高级馆学生能给新入馆的学生作些辅导，每月
可领十五两银子。这个数目很是可观，当时具有翰林身分的人在中堂或尚书
这样有地位的人家教书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学生伙食之高则更令今人
难以理解。六人为一桌，每桌用银六两。曾在同文馆读过书的齐如山回忆说：
“六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
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这个火锅就三种，任
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
片、肝片、腰片、鸡蛋、冻豆腐等等和一切佐料应有尽有。而且，如同从前
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还可以再续，一直到满意为止。如果不愿吃火锅，
仍可随便要菜。倘有熟人来就餐，也是随便点菜，不用花一文钱。“从前有
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齐如山回忆录》）学生吃饭往往是单开，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即使深夜
听戏归来，也可以叫饭，由厨子做好，还要端到其住室之中，比家用餐都方
便多了。
如此款待学生，学生一定是努力向上，以报朝廷重望了吧。恰恰相反，
学生很少有按时上课的。他们只是把学校当作管吃管住的旅店，或当作可以
宴请朋友亲戚的饭馆。有些只是一个月来一趟，领膏火钱。因此，它没有培
养出多少合格的翻译，更不要说外事、外交人才了。据说光绪九年（1883）
军机处从同文馆调去七个俄文生考试，其中一个学了13 年，另外的也学了六
七年。结果是只有一人能将俄文字母背全，其他最多者只能认识一半。英文
馆、法文馆虽然略好，但也距原期望太远，因此受到军机处的申斥。
同文馆学生程度低，除了制度腐败、学生不学等原因以外，还与教师低
能且不负责任有关。同文馆初办时本打算从广东上海聘请教师，但广东无人，
上海所派之人则艺不精而要价过高，未能使用。此时英国公使推荐英人包尔
腾，言其通中文，可以胜任教习之职。于是聘之为总教习，约好只授语言文
字，不许传教。从此，同文馆被英人把持，除了中文教习用中国人外，外语
教师皆由外国人担任。这些外籍教师，并非从外国教师中聘来的，而是由总
理衙门在来华洋人中选取的。这“选取”没有什么标准，全由总税务司署决
定。此署管理中国海关，由洋人把持。洋人初到中国，不懂汉语汉文，无法
在海关任职，都先被派到同文馆去教授该国文字。说是教书当教习，其真正
目的在于学习汉语汉字。他们在同文馆一面教书，领着俸禄，一面请人教他
中文。学得够用以后，他便走马上任去了，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样的人
怎么能认真负责地教书呢？何况来华的洋人很少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是
在其国内混不下去的痞子，带着淘金梦跑到东方来冒险的。这样的人怎么能
为人师表呢？有了不三不四的先生，加上些乌七八糟的学生，同文馆没有培
养出像样的人才以满足新政的需求，就不奇怪了。
同文馆还有一个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