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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谭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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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
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流行于北方的
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了武举已多,且多无职


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
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
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
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
意义。



还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
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
的结果,毛泽东先生斥之为“学生腔”。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
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
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
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的语言丰富生动。看电视、电影都
常常产生“老百姓哪能这样说话”之感。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
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
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凌霄的
白话小说《古城返照记》,到台湾去的掌故作家唐鲁孙(光绪皇帝的珍妃是
其祖姑)的《故园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语写作的。它的优点是
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
难理解。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
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他的文章
很难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国
的科名》中介绍知县贪赃时,就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贪赃而又不触犯法
律的“拿陋规”。“什么叫做‘陋规呢’说起来也是贪赃,也是不应该要的,
但历任的官员都要,且是无人不要,而民间虽不愿出,但为时已久,成了一
种习惯,大家也都默认,以为是应出之钱了,这种不名曰贪赃,而名曰拿陋
规。”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
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
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题丁聪为
我漫画肖像》中的诗句。“小丁”先生的画与这首诗颇能再现杨先生的风采,
他是那样的随和、温厚、谦虚而又富于幽默感。以前听《空城计》不理解诸
葛孔明在西城城楼唱的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什么叫“散淡”呢!
还与朋友笑话它,认为有点儿不通。认识了杨先生,读了他的诗,看了介绍
老先生的文章,对“散淡的人”四个字,才有所领悟。当然,这里不是为杨
先生作广告,说他就是诸葛亮。就杨先生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说,说他是什么,
他也不会拒绝。1993 年3 月,香港大学赠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与之一同获
此殊荣者,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瑞沙修
女。杨先生写诗在赞美两位女士“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的同
时,写及自己时却是: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各种各样的戏剧场面经历多了,当许多事情都缺少新鲜
感的时候,那么呼之我为牛则为牛,呼之我为马则为马吧!

称杨先生的诗是“打油诗”,也自有其道理,我也作如是观。它是一种
包容性很广泛的一种游戏文体。杨慎的《升庵诗话》中说唐有张打油作《雪
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不仅词
义俗浅,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供人一笑而已。而在现代人手中“打油诗”
变成了弹性很大的文体,许多新文艺家们写旧体诗往往爱称自己是写“打油
诗”。鲁迅先生的名作《自嘲》就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
成一律”的跋语;这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旧体诗到唐
代已经作完。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按照古人的路子走,是不会有所突破的,
所以他们把眼光转向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的“打油诗”。不只鲁迅这样,
聂绀弩、启功、荒芜以及台湾的柏杨等人也爱写旧体诗,也多称他们的诗是
打油诗。这表明了他们在写作旧体诗时都向往区别于文人士大夫诗歌的新意
境,也就是说写古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们的诗作不仅内容上,而且在写作
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其共同点就是以杂文的写法写诗,杨先生的诗也是这
样。但是,这几位先生作品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聂先生偏重鑱刻凝重,
启先生偏重幽默诙谐,而杨先生则表现出随意与轻快。无论什么样的题材,
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应付裕如。如写年老体衰、夜归摔伤又因为仗义执言
而困于“国贸案”的吴祖光先生:

风雪残年怯夜归,法庭传票满天飞。
酒楼此去无多路,潇洒何妨走一回。

写世事与自己的归宿也是如此轻松和诙谐: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儒家认为“死生之事亦大矣”,突破了传统的杨先生却能淡然处之。我
想这是看惯了世事风云变幻的智者对人生的感受,而不是由于相信老子庄生
的说教,人生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大多是实践的产物。当然杨先生还有执着
人生的一面,他在咏及聂绀弩时,便有句云“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
大约这是看似散淡的老先生们的另一面吧,所以他们在谈小事情时也会激发
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感受。我们看一下他的《体检》诗:

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
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
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须早戒烟。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杨先生等人的所谓“打油诗”已经远离古代的游戏
之作了,而是杂文诗了。杂文诗像杂文一样,也是以揭露时弊、评论时风、
剖析自己、传播知识为主,用笔随意,也多带有幽默色彩。我读上面提到的
几位老先生的诗便常常忍不住笑,而且往往是想起来便要笑,如马三立的相
声,听的时候也许没笑,回到家躺在被窝里想起来就会笑出声。杨先生现在
香港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名为《银翘集》,《华人文化世界》月刊从中选
了四首发表,以饷读者。有同嗜者不妨一读,看一看是否有我上面所说的效
果。


看相算命在今天

1984 年秋天我到敦煌,住在县招待所。早上出门见宽阔的便道上围了一
圈子人,走近一看,圈中有个中年男子,方面大耳,戴茶色眼镜,正侃侃而
谈: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有幸从贵宝地路过,有几位朋友拉住我谈相,
在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交朋友、传名声。听说敦煌1300 年前是个繁华
之地,现在又成了旅游热点,南来北往的中国人、外国人多是读书明理的君
子。学生来到这里要向各位老先生讨教,无偿奉送相法,相对了各位给我传
个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
知春夏秋冬。。他边说边把十根竹签分发给部分围观者,作为免费送相的凭
证。这位相士虽然穿着土相,但人高马大,神气十足,声若洪钟。他的语气
诚恳而亲切,使人感到可以信赖与依托。当时大城市里还很少有算命相面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新鲜,围观者也很多。从言谈举止、穿着作派来看,他还是
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不像“新下海”的一代;他的“生意口”
中虽然加了点新名词,但“观念尚未更新”,在我们看来他与旧社会的相士
卜者没有什么区别。

近两年,算命业也有了很大转变:首先这些卜人相士走出了乡镇农村,
涉足于大城市。河南洛阳邮电局周围,四川重庆朝天门码头,南京的夫子庙,
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附近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广东一些开放城市甚至出现了
“命相馆”,卜人相士堂而皇之地坐在命相馆内如医生一样开业应诊。其次,
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也起了很大变化。如果说80 年代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
化程度较低的乡镇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所解答的问题也以家庭婚姻
为主;而现在服务对象多是有一定文化的中青年(青年多于中年),所解答
的问题也以财产讼诉为多。再其次,服务方式也起了很大变化。80 年代初卜
人相士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而当今的卜人相士则多是“圣之时者也”,
很时髦,很会赶潮流。社会上什么“热”,便用什么作为算命卜卦的依据,
如正当气功、特异功能“热”时,他们便以气功师自居,以具有特异的功能
自居,甚至会在广告牌上写着曾访××名山,曾拜××道人为师。他们也会
起一个“云霞子”、“广成子”、“枕霞真人”等等古怪的名号。《周易》
“热”时,他们便用《周易》预测未来。现在电脑日渐走入家庭,于是用电
子计算机推算流年、计算人生、预报未来、指示前程也就成为最时髦的。总
之,现今的算命相面虽然离不开传统的命相卦理,但包装换了,其目的就是
走向市场,以求速售。

算命还可以各种面目走上大雅之堂。现在有些一贯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大
报也在一本正经地报道某某具有特异功能,十分准确地预报了巴塞罗那奥运
会中国代表队获得奖牌的数量,这个预测准确度大大超过了国家体委的预
测。既然国家大计皆能预测,何况人生小事呢?这等于从舆论上肯定了个人
可以预测未曾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因此,禁止职业迷信活动的《治安管理条
例》中的某些相关条款虽然未被取消,但是在人们心目中,打着各种时髦招
牌的算命卜卦已经算不上什么迷信活动;卜人相士也就逐渐地由地下走到地
上,从不合法到半合法。。问题不在操此术者有了生路,有的还很红火,而
在于社会为什么有此需求?从来不是买者因卖者而存在,而是卖者因有了众
多买者而存在。这正像一些红歌星出场费很高,引起许多人不满,其实问题
不在于他们要价高,而在于社会为什么乐于接受这个高价。


多元化选择与算命

算命一类活动,江湖统称为“金(或作“巾”)点”,有七十二金之说。
如黄雀叼卦叫“雀儿金”,用竹竿算命称作“竹金”,诸葛神数称之“袋子
金”,用草棍量手算命称之为“草金”,相面叫作“戗金”(也称作“票金”)
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金点”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从先秦用《易经》占卜
所演变来的算卦;二是由唐李虚中、五代徐子平所开创的以人的年、月、日、
时的生辰八字推算人的福祸寿夭、流年大运的算命;三是由秦汉以来看骨相
发展来的相面、看手相、看骨相等。我们在行文中统称算命看相。

1958 年8 月1 日,北京市政府全面取缔了算命相面。这不是偶然的,它
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全国已完成了“三大改造”(指对个体农
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个人从经济上被取消了。
城市居民除了很小的孩子和太老的老人外,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属于某
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农村居民则属于某个公社、某个生产队。每个
人的出路只有一个,即依靠自己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凭着自己的忠诚与年资
被提拔、被重用,票子、房子、车子乃至孩子的出路概由此出。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还算什么命呢?就是个蠢才也会明白如何去做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只要能紧跟,出路就在他的脚下。农村在最后一点点“资本主义尾巴”都被
割去以后,每个人都是靠挣工分吃饭。在一个生产队里,勤的懒的,能干的
不能干的,有手艺的没手艺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收入都差不多,可以说
吃的穿的都没多大差别,谁也用不着羡慕谁。这种情况下,个人出人头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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