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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
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流行于北方的
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了武举已多，且多无职
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
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
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
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
意义。
五
还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
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
的结果，毛泽东先生斥之为“学生腔”。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
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
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
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的语言丰富生动。看电视、电影都
常常产生“老百姓哪能这样说话”之感。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
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
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凌霄的
白话小说《古城返照记》，到台湾去的掌故作家唐鲁孙（光绪皇帝的珍妃是
其祖姑）的《故园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语写作的。它的优点是
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
难理解。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
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他的文章
很难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国
的科名》中介绍知县贪赃时，就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贪赃而又不触犯法
律的“拿陋规”。“什么叫做‘陋规呢’说起来也是贪赃，也是不应该要的，
但历任的官员都要，且是无人不要，而民间虽不愿出，但为时已久，成了一
种习惯，大家也都默认，以为是应出之钱了，这种不名曰贪赃，而名曰拿陋
规。”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
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
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题丁聪为
我漫画肖像》中的诗句。“小丁”先生的画与这首诗颇能再现杨先生的风采，
他是那样的随和、温厚、谦虚而又富于幽默感。以前听《空城计》不理解诸
葛孔明在西城城楼唱的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什么叫“散淡”呢！
还与朋友笑话它，认为有点儿不通。认识了杨先生，读了他的诗，看了介绍
老先生的文章，对“散淡的人”四个字，才有所领悟。当然，这里不是为杨
先生作广告，说他就是诸葛亮。就杨先生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说，说他是什么，
他也不会拒绝。1993 年3 月，香港大学赠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与之一同获
此殊荣者，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瑞沙修
女。杨先生写诗在赞美两位女士“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的同
时，写及自己时却是：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各种各样的戏剧场面经历多了，当许多事情都缺少新鲜
感的时候，那么呼之我为牛则为牛，呼之我为马则为马吧！
称杨先生的诗是“打油诗”，也自有其道理，我也作如是观。它是一种
包容性很广泛的一种游戏文体。杨慎的《升庵诗话》中说唐有张打油作《雪
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不仅词
义俗浅，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供人一笑而已。而在现代人手中“打油诗”
变成了弹性很大的文体，许多新文艺家们写旧体诗往往爱称自己是写“打油
诗”。鲁迅先生的名作《自嘲》就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
成一律”的跋语；这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旧体诗到唐
代已经作完。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按照古人的路子走，是不会有所突破的，
所以他们把眼光转向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的“打油诗”。不只鲁迅这样，
聂绀弩、启功、荒芜以及台湾的柏杨等人也爱写旧体诗，也多称他们的诗是
打油诗。这表明了他们在写作旧体诗时都向往区别于文人士大夫诗歌的新意
境，也就是说写古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们的诗作不仅内容上，而且在写作
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其共同点就是以杂文的写法写诗，杨先生的诗也是这
样。但是，这几位先生作品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聂先生偏重鑱刻凝重，
启先生偏重幽默诙谐，而杨先生则表现出随意与轻快。无论什么样的题材，
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应付裕如。如写年老体衰、夜归摔伤又因为仗义执言
而困于“国贸案”的吴祖光先生：
风雪残年怯夜归，法庭传票满天飞。
酒楼此去无多路，潇洒何妨走一回。
写世事与自己的归宿也是如此轻松和诙谐：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儒家认为“死生之事亦大矣”，突破了传统的杨先生却能淡然处之。我
想这是看惯了世事风云变幻的智者对人生的感受，而不是由于相信老子庄生
的说教，人生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大多是实践的产物。当然杨先生还有执着
人生的一面，他在咏及聂绀弩时，便有句云“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
大约这是看似散淡的老先生们的另一面吧，所以他们在谈小事情时也会激发
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感受。我们看一下他的《体检》诗：
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
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
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须早戒烟。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杨先生等人的所谓“打油诗”已经远离古代的游戏
之作了，而是杂文诗了。杂文诗像杂文一样，也是以揭露时弊、评论时风、
剖析自己、传播知识为主，用笔随意，也多带有幽默色彩。我读上面提到的
几位老先生的诗便常常忍不住笑，而且往往是想起来便要笑，如马三立的相
声，听的时候也许没笑，回到家躺在被窝里想起来就会笑出声。杨先生现在
香港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名为《银翘集》，《华人文化世界》月刊从中选
了四首发表，以饷读者。有同嗜者不妨一读，看一看是否有我上面所说的效
果。
看相算命在今天
1984 年秋天我到敦煌，住在县招待所。早上出门见宽阔的便道上围了一
圈子人，走近一看，圈中有个中年男子，方面大耳，戴茶色眼镜，正侃侃而
谈：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有幸从贵宝地路过，有几位朋友拉住我谈相，
在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交朋友、传名声。听说敦煌1300 年前是个繁华
之地，现在又成了旅游热点，南来北往的中国人、外国人多是读书明理的君
子。学生来到这里要向各位老先生讨教，无偿奉送相法，相对了各位给我传
个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
知春夏秋冬。。他边说边把十根竹签分发给部分围观者，作为免费送相的凭
证。这位相士虽然穿着土相，但人高马大，神气十足，声若洪钟。他的语气
诚恳而亲切，使人感到可以信赖与依托。当时大城市里还很少有算命相面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新鲜，围观者也很多。从言谈举止、穿着作派来看，他还是
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不像“新下海”的一代；他的“生意口”
中虽然加了点新名词，但“观念尚未更新”，在我们看来他与旧社会的相士
卜者没有什么区别。
近两年，算命业也有了很大转变：首先这些卜人相士走出了乡镇农村，
涉足于大城市。河南洛阳邮电局周围，四川重庆朝天门码头，南京的夫子庙，
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附近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广东一些开放城市甚至出现了
“命相馆”，卜人相士堂而皇之地坐在命相馆内如医生一样开业应诊。其次，
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也起了很大变化。如果说80 年代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
化程度较低的乡镇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所解答的问题也以家庭婚姻
为主；而现在服务对象多是有一定文化的中青年（青年多于中年），所解答
的问题也以财产讼诉为多。再其次，服务方式也起了很大变化。80 年代初卜
人相士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而当今的卜人相士则多是“圣之时者也”，
很时髦，很会赶潮流。社会上什么“热”，便用什么作为算命卜卦的依据，
如正当气功、特异功能“热”时，他们便以气功师自居，以具有特异的功能
自居，甚至会在广告牌上写着曾访××名山，曾拜××道人为师。他们也会
起一个“云霞子”、“广成子”、“枕霞真人”等等古怪的名号。《周易》
“热”时，他们便用《周易》预测未来。现在电脑日渐走入家庭，于是用电
子计算机推算流年、计算人生、预报未来、指示前程也就成为最时髦的。总
之，现今的算命相面虽然离不开传统的命相卦理，但包装换了，其目的就是
走向市场，以求速售。
算命还可以各种面目走上大雅之堂。现在有些一贯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大
报也在一本正经地报道某某具有特异功能，十分准确地预报了巴塞罗那奥运
会中国代表队获得奖牌的数量，这个预测准确度大大超过了国家体委的预
测。既然国家大计皆能预测，何况人生小事呢？这等于从舆论上肯定了个人
可以预测未曾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因此，禁止职业迷信活动的《治安管理条
例》中的某些相关条款虽然未被取消，但是在人们心目中，打着各种时髦招
牌的算命卜卦已经算不上什么迷信活动；卜人相士也就逐渐地由地下走到地
上，从不合法到半合法。。问题不在操此术者有了生路，有的还很红火，而
在于社会为什么有此需求？从来不是买者因卖者而存在，而是卖者因有了众
多买者而存在。这正像一些红歌星出场费很高，引起许多人不满，其实问题
不在于他们要价高，而在于社会为什么乐于接受这个高价。
多元化选择与算命
算命一类活动，江湖统称为“金（或作“巾”）点”，有七十二金之说。
如黄雀叼卦叫“雀儿金”，用竹竿算命称作“竹金”，诸葛神数称之“袋子
金”，用草棍量手算命称之为“草金”，相面叫作“戗金”（也称作“票金”）
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金点”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从先秦用《易经》占卜
所演变来的算卦；二是由唐李虚中、五代徐子平所开创的以人的年、月、日、
时的生辰八字推算人的福祸寿夭、流年大运的算命；三是由秦汉以来看骨相
发展来的相面、看手相、看骨相等。我们在行文中统称算命看相。
1958 年8 月1 日，北京市政府全面取缔了算命相面。这不是偶然的，它
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全国已完成了“三大改造”（指对个体农
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个人从经济上被取消了。
城市居民除了很小的孩子和太老的老人外，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属于某
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农村居民则属于某个公社、某个生产队。每个
人的出路只有一个，即依靠自己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凭着自己的忠诚与年资
被提拔、被重用，票子、房子、车子乃至孩子的出路概由此出。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还算什么命呢？就是个蠢才也会明白如何去做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只要能紧跟，出路就在他的脚下。农村在最后一点点“资本主义尾巴”都被
割去以后，每个人都是靠挣工分吃饭。在一个生产队里，勤的懒的，能干的
不能干的，有手艺的没手艺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收入都差不多，可以说
吃的穿的都没多大差别，谁也用不着羡慕谁。这种情况下，个人出人头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