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宋国将领华元率宋军与郑楚联军交战，战败被俘，宋以“兵车百乘，文马
百驷”将他赎了回来。他还神气活现地巡视民工筑城工地，于是民工们唱道：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寥寥数语为这位丢
盔弃甲的败军之将描绘出一副极可笑的画像。他瞪着圆眼，腆着肚子，挓挲
着络腮胡子在城墙上走来走去。华元也自有其幽默感，叫他的副手回答道：
“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皮，犀牛皮还很多嘛，损失一些甲
胄又算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说，交这点学费算什么呢？民工们又接着唱道：
“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然还有各种皮子，但没有丹漆彩绘怎么办呢？
意为您的学费交得太多了吧！华元语塞，对副手说：“他们人多，我们说不
过他们。”于是狼狈而去。看来华元还很大度，他没有恼羞成怒，这也正是
民工们敢于对他幽默的前提。统治的宽松是幽默赖以生长的土壤，否则人们
救过不赡，又怎么幽默得起来呢？后世许多笑话出自民间，但由于制度的变
化，专制日益严酷，像这样敢于当面嘲笑统治者的幽默不多见了。对自己生
活处境不满时往往变成自嘲，这在历代笑话作品中很常见。明代徐渭在《答
张太史》的信中记杭州脚夫的话说：“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只
一句话便把“戴老爷家”的生活环境与“我家”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别形象
而幽默地表现出来了。民众的机智幽默有时也是难以企及的。
幽默与幽默文学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古代宫廷俳优的戏谑。宫廷俳优大约
在夏商之时即已存在，春秋时代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晋国的优施、楚国的优
孟、齐国的淳于髡都是以其大胆地参与朝政而载诸史籍的。俳优的职责是娱
乐君王与后妃。他们是职业的滑稽家、幽默家，如果说以“卖笑”为生的话，
首先应该是指他们。不过这个“卖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娼妓卖笑略有区别。
娼妓卖笑是用自己的“笑”去取悦他人，换得一碗饭吃；而俳优“卖笑”往
往是自己不笑而使他人笑，宫廷俳优多非俊男靓女，有些还是残疾人，要把
他人逗笑还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他们掌握笑的规律、笑的艺术。由于宫廷
俳优地位特殊，整天与帝王后妃打交道，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也。其耳
濡目染的又多是国家大事，因此他们在逗君王一笑的同时，往往融入了自己
对于时政、社会、人生的意见。又由于他们精通笑的艺术，善于把一些尖锐
批评化为“婉而多讽”的幽默表达出来，使听者在笑过之后，比较易于接受。
这类事例极多，任二北先生曾辑《优语集》，收录历代俳优带有幽默色彩的
讽谏之语数百条。《史记》中司马迁也为他们专立《滑稽列传》记录先秦至
秦汉俳优事迹，并赞美他们“不流世俗，不争势力，上下无所凝滞，人之莫
害以道为用”（《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这些敢于讽谏、敢于表达自己
意见的，是颇有点超脱精神的，以他们的幽默打通了上下之间的阻隔。因此，
他们机智而又富于谐趣的“微言”，是可以起到“排难解纷”作用的。
幽默自先秦以来不绝于世，基本上是沿着士大夫、民间、俳优这三条线
索发展。一般说来宋代以前幽默精神多体现在文士各种著作中（如史籍、子
书、笔记以及各种诗文集），而且往往是妙笔偶得之，并非刻意追求，如宋
元以后浪漫才子所作“幽默”小品。宋以后的幽默精神则多表现在能够反映
民间意识的通俗小说与笑话之中。
四
笑语是古代幽默文学中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民间，最初只是口耳相
传，自我娱悦的，后经过许多人的创造、加工与文士的记录才流传下来。前
面说道先秦诸子中的带有诙谐色彩的寓言就多是古代的笑话，因为诸子用它
们说理，使之获得了永恒的理性。人们读这些寓言的目的不是为了笑，而是
启发思考某个严肃的问题。笑本来就与理智有着天然的联系。十年浩劫时，
沉浸在“忠字舞”激情之中的“革命群众”决不会以自己的表演为可笑。魏
晋以来，社会动乱，士人追求感官刺激与肉体上的享乐，此时笑逐渐与思考
脱钩，从经学史书诸子中独立出来，变成单纯的笑。于是在曹魏时期出现了
第一个笑话集——邯郸淳的《笑林》。此书三卷，已佚，从现在辑本来看，
都是单纯笑话，其中有“理”，而编辑目的不在于说理，而在于娱乐。晋孙
楚《笑赋》评论此书时说“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可见当时读者也
是把它当做“调谑”书来读的。其后又出现了魏澹的《笑苑》、阳玠松的《解
颐》、侯白的《启颜录》。特别是侯白，史有其人，生活于隋末唐初，为人
滑稽多智，好讲笑话，后逐成“箭垛式”的人物，唐代的许多笑话都假名于
他。
宋以后笑话集渐多，宋笑话集的一个特点是文士参与笑话的创作。如钱
易的《滑稽集》、高怿的《群居解颐》、苏轼的《艾子杂说》（以前传为苏
轼所作，现经学者考订，确定为苏轼所作）、吕居仁《轩渠录》、邢居实《附
掌录》、朱向晖《绝倒录》等。这些笑话集中有个共同的特点，多记士大夫
之间的戏谑之词与笑之事。宋末以后通俗文学崛起，这不仅体现在通俗小说、
南戏、杂剧、散曲等新兴文艺形式为文人所重视，不得意的士人们还染指这
类文艺形式的创作；而且民间笑话也由于娱乐行业的发展而勃兴。书坊为了
赚钱，刊刻了不少秦楼楚馆所用的小调俗曲唱本，其中大多都载有反映市民
趣味的笑话。一些文士，有些甚至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士大夫（如写《笑赞》
的赵南星官至吏部尚书，是东林党人重要的领袖人物）热衷于从事民间笑话
的搜辑与整理工作，并力图从中发掘笑话中所体现的机趣。明代是道学占统
治地位的，道学君子的典型形象是“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的。在这种
氛围下他们怎么能笑呢？如果仰天大笑那顶高帽子不就要跌落在地吗？而那
顶“帽子”正是他们混饭吃、窃取功名利禄必不可少的道具。那些重视民间
笑话的士人们正是从肯定笑入手，郑重地从事工作的。江盈科在《谐史序》
中说：“仁义素张，何妨一弛；郁陶不开，非以涤性。”意为：老绷着仁义
道德那根弦干什么？为什么不放松放松呢？整天愁眉不展，那是无法使自己
的本性得以显现的。他们还表彰民间笑话，认为它们比那些“庄言危论”更
有群众基础。“三台山人”为李卓吾《山中一夕话》所做之《序》曰：“窃
思人生世间，与之庄言危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谑浪诙谐，则欢声满座，是
笑征话之圣，而话实笑之君也。”由此可见明代文士重视民间笑话是与当时
反道学禁欲、尊崇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他们认识到笑话不仅可
以消愁破闷，为“孤居无聊之一助”，更可以通过它“谈名理、通世故”（见
赵南星《笑赞题词》）。也就是说，通过笑话可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正
是基于这种认识，明代对于民间笑话的搜辑与整理形成一个高潮。其中最杰
出者为冯梦龙，他所辑录整理的有《雅谑》、《笑林》、《笑府》、《广笑
府》。另外还有他根据古今正史、笔记丛谈、稗官野史摘编而成的《古今谭
概》（或名《笑史》、《古今笑》、《古今笑史》）。这部卷帙浩繁的笑话
集里的故事大多是“真人真事”，经过冯氏别具匠心的编辑、批评组成了一
幅奇诡可笑的漫画长卷，其中不少是意味深长、谐趣盎然的幽默故事。此外
还有江盈科的《谈言》、《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
陆灼的《艾子后语》，刘元卿的《贤奕编·应谐录》，张夷令的《迂仙别记》
等。至于流行坊间，刊刻粗糙，纯为赢利的笑话集不知凡几。清代带有谐谑
色彩的笔记与坊间刊刻笑话集之多可称古今第一，但从质量来说则逊于明
代。这可能与严酷的民族压迫及文字狱横行有关，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下，人
们想幽默也幽默不起来。像有关金圣叹被杀头时的传说，曾为论客津津乐道，
我总以为那种“化屠夫之凶残为一笑”的作法，不是什么幽默，而近于阿Q
精神了。另外清代所刊笑话集中颇多猥亵作品，有些甚至成为黄色书籍的附
庸。这是市民低级趣味的反映。有一些笑话集的编辑者热衷借笑话作庸俗浅
薄之道德说教，这两点也影响了清代笑话集的质量。
五
上面对于古代中国的幽默及幽默文学（以笑话为重点）作了简单的回顾，
实际上只是我读这类作品时的一点点感受。幽默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
也是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的，生活中的种种世相都在幽默文学中得到表
现。冯梦龙在《笑府序》中说：“《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可勿喜；
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
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也就是说茫茫的大千世
界为笑话、幽默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人们习以为常，并不
感到可笑，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如现今用摄像机拍下来），再看记录时不仅
感到可笑，甚至为之绝倒，并能从中受到警诫，这就是幽默文学的力量。生
活是丰富的，作为短小精悍的诙谐性的寓言、幽默小品、笑话也是如此。这
类作品的总和可以组成一张多面镜，烛照古代社会与传统国人心灵的各个角
落，也许如冯梦龙所说“我与若皆在其中”。因为寓言、小品、笑话形式短
小，对它所描写的事件或心态不可能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只能就其典型特征
加以突出、夸张，甚至使之达到荒谬的程度，藉以警醒世人。
警世是中国古代幽默作品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法国美学家让·诺安在
《笑的历史》中说：“中国人有一种稳重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是以他们自
己的人生哲学和广博见识为基础的。”这是一语中的的。古代中国人的幽默
决不是虚浮浅薄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纯幽默、单纯逗笑的作品不能说没有，
然而它们往往不能登大雅之堂，也得不到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们的认同。刘勰
明确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管蒯。会义适时，颇益
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文心雕龙·谐隐》）这种“载道”与“用
世”倾向不仅是文人创作的主导思想，就是宫廷俳优的戏语之语也多具有讽
谏或“排难解纷”作用。任二北《优语集》收录历代俳优调谐语录四百余条，
其中有丰富内涵的在90％以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幽默不能见容于封建
社会中日益加强的专制统治，所以，许多具有幽默性格的文人学者和俳优艺
人往往遭遇坎坷。前面所例举的苏东坡便是一例。其被逮下狱的一些罪证就
是富于幽默感的诗文。
他有一首《秋日牡丹》：“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
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是苏轼在杭州看秋日盛开的牡丹所写的一
首诗，他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用语诙谐。如果说最后两句有所指的话，
也是诙谐居多，讽刺意少。无非是讲在上位者不要一天一个花样，免得在下
位者无所适从，用意也在于呼吁。而审判官竟非要他承认此诗以“化工”比
“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
暂闲也”（《乌台诗案》），如此对待幽默，有幽默感的人哪能幽默下去呢？
南宋之初许多参军戏（类似今之相声）演员被逮下狱，甚至被处死，其
“罪行”就是他们的幽默表演触及到时政。后世一些文人与演员以此获罪者
亦代代有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幽默文学艺术的创作还属于“禁区”，许
多作者、表演者因此获罪。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的侯宝林在临终之前曾
动情地说：“我是个艺人，一生只知道干合适的事，干合理的事，凡事都要
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慢慢地淘汰了。真的，我一辈子
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
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羊城晚报》，
1993。2。12）从这位饱受战乱与“运动”之苦的幽默大师最后的遗言中可见，
没有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幽默作品是很难发展与繁荣的。
从笑说到幽默
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