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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道”问题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这种结义先在军汉中流行。
《隋唐嘉话》中记载隋末徐世勣与单雄信结为义兄弟，誓共生死。后来世勣
降唐，雄信为王充部下，充败，雄信被斩，世勣救之不能，但身已许国，不
能同死，遂以己肉啖雄，以示“无忘前誓”。五代十国时期，最高统治集团
内多出身于游民军汉，这些人拜为义兄义弟，结成死党，增加自己的实力，
以求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分得一杯羹。宋代游民激增，结拜现象，更为普遍。
说“三分”是讲史，应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但历史的原貌有许多是游
民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的，何况他们还要藉此经寄托自己的向往呢！因此，
他们要凭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历史，去建造真实，所以《三国》虽然写的是帝
王将相，但“俱以《水浒》萑苻啸聚行径拟之”（章学诚《丙辰札记》）。
这可以说是江湖艺人们的一个创造吧！在这个创造中艺人们流露出自己对生
活的理解和对一种特殊人际关系的向往。至于以后它被社会所接受，除了小
说的感人力量外，最终还是由社会的游民化程度所决定的。
连结异姓兄弟的是义气，讲义气要求彼此忠诚，不搞叛卖。50 年代批判
过“义气”，可是经过了六七十年代人们看惯了顶着各种美名的叛卖，感到
朋友间忠诚的可贵，于是“义气”又作为正面语汇被社会接受。可是追本溯
源，它毕竟是游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当游民在“义”字下结合起来的时候，
义气不过是利的代名词罢了。所以《沙家浜》中阿庆嫂说：“开茶馆，盼兴
旺，江湖义气第一桩。”胡传魁也懂得“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这都是
从游民角度来谈义气的。
中国古代伦理学经常使用的诸概念中，“义”大约是最不确定、最难定
义的一个。《易经·乾卦》有“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孔颖达《疏》
释之：“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故后世将“义”训为“宜”，
也就是适宜、应该之意，什么是应该的呢？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
做出不同的解释。
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
仁》），又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之教。他们说的义是与其所
主张的仁爱、忠恕之道和“克己复礼”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墨家则与
此相反，他们把义利打成一片。墨子所说的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
（《墨子·鲁问》）。其在《贵义》篇中明确地说：“义可以利人。”这表
明两者大异其趣，后世士大夫讲的义多属儒家，而游民所谈的义、义气则与
墨子主张接近。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归属、尊
重、自我实现。大多数人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游民把义理解为“交
相利”，正反映他们低层次的需求（生理与安全）尚处于危机之中。在肚子
不能填饱、生命也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呢？与利害
相关联的义、义气遂成为一种很通俗的道德伦理观念。游民说某人有义气，
主要指对他有利；而说某人不义，主要指此人会给他们造成危害。《三国演
义》经过了文人的加工，这一点有所淡化，而在早期的“三国戏”，如元杂
剧《桃园结义》中就是把结义作为追逐利益来对待的。戏中关、张结拜后来
到街市，看见一人“耳垂过肩，手垂过膝，隆准龙颜、实为贵相”，便请他
到酒店喝酒。原来此人是刘备。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睡着，此时出现了怪
事，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你见么？他侧卧着，面目口中钻出条赤练蛇儿，
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内钻出来，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
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
为兄，你意下如何？”张飞也十分同意。原来结“义”的目的是看他“蛇钻
七窍”，将来必贵，于是不论其年岁的大小，定要拜他作“大哥”，这与时
下一些人“傍大款”的心态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利”字在驱使。这个情
节实在庸俗，但它确实反映了身处社会底层，又时时幻想“变泰发迹”的游
民们的愿望。罗贯中抛弃了这个过于荒谬的故事（但还有遗迹，在桃园结拜
时没有说明刘备在年龄上长于关张），《三国演义》中反映游民对“义”的
观点的是“化忠为义”。
“忠”主要是作为“事上”的伦理观念而存在的，所谓“臣事君以忠”。
它是无偿的、单方面的，是在下位者对在上位人应尽的义务。在《三国演义》
里写到“忠”，特别是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则是“义”的别名。
宋代以前人们谈论“三国”多关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意在突出诸葛
亮的“忠臣”形象与君圣臣贤的和谐关系。我们从杜甫、李商隐等诗人吟咏
“三国”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个
主旋律的反复咏叹。到了宋代及宋代以后，人们再谈论“三国”时，刘关张
的义气成了第一主题。这是因为视角变了。宋以前诗文中对刘诸关系的赞颂，
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宋和宋以后通俗小说和戏曲对刘关张关系的赞扬
则反映了游民对他们所理解的人际关系的渴望。从正史角度讲，关羽、张飞
是忠臣，但书中写到他们忠于刘备时，不是从尽臣子义务的角度去写，而是
表明他们努力实践的乃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刘备不像开国之君，
更像秘密团体中的“大哥”，甚至把诸葛亮尽忠于蜀汉也视为感恩图报的义
气。《三国演义》毕竟成于士大夫之手，又受到历史史实的限制，所以，其
主导方面还是士大夫思想；其中的游民意识反映了艺人创作的遗迹，所谓的
“前现代”的东西不少与游民意识有关。游民阶层及其中的腐败分子——流
氓，有许多值得研究而未引起学术界充分注意的东西。例如其思想意识与其
群体性格的形成及其表现，这些又是如何通过俗文化而播散到全社会的，游
民与先秦游士的关系、游民在社会震荡时期的作用、游民阶层在近百年社会
解体及其整合中的地位等等都是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游民意识产生与扩散是社会变迁与动荡的产物，有其合理性，需要指出
的是它没有什么进步的社会作用。鲁迅就嘲笑过，说“《水浒传》里有革命
精神”（《〈奔流〉编校后记》），认为这种说法无异剪径的李鬼。当然游
民阶层在封建社会中是最具有主动进击精神的，在社会动乱时刻，他们揭竿
而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抢夺到权力的游民，平步青云，变泰发迹，引
起全社会的歆羡，以他们事迹编造成故事（如《说唐》、《大明英烈》等）
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如同现今描写各种“星”的“成功之路”或《北京人在
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著作曾经纸贵一时一样。游民意识确实波
及到全社会，不是游民的人不见得没有游民习气。鲁迅写的阿Q 是个典型的
游民，而阿Q 精神却被认为是“国民性”的体现，这就是一个证据。
敢于主动进击、敢于反抗并非就是一切美之所钟，游民阶层不仅不是新
的社会的代表者，而且他们的帮派意识，只有敌我、没有是非的政治态度，
愚昧狭隘而又迷信谋略的斗争方式，野蛮残暴、缺少宽容的斗争手段，在中
国政治史上的影响也是负面效应大于正面影响的。这一点是需要深入研究
的。
从阿Q 说起
游民意识、游民文化还影响到其他阶层，特别是清中叶以来，游民人数
激增，成为困扰社会的大问题。游民的特点是一无所有，它要生存和发展就
要向社会索取。因而，它天然地带有反社会性，在一切都加以政治化的中国
封建社会里，游民的主动进击精神，也就是一种政治对抗，甚至是反抗。这
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压迫之下，在僵化的伦理意识形态禁锢下的其他阶层的人
们是有一种鼓舞作用的。因此一些本来不是游民的人们，看到游民们并不一
定有意义的“斗争”、或者只有破坏作用的对抗和不择手段的反抗社会的既
定秩序，也会心怀艳羡、群起而效尤。明末东林党人赵南星在其所著《笑赞》
中讲过一个神鬼怕恶人的故事，那个踏神像而过的恶人颇有几分像天不怕、
地不怕的游民。南星看到虚弱的偶像对这些“恶人”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不
由得对他们产生几分嫉妒与羡慕。这一点存在其潜意识之中。所以，他不无
醋意地写道：“踏神过水是何等凶猛，惹下他，甚事做不出来！”文人士大
夫尚且如此，大多数知识来源于通俗小说和戏文的民众受到的游民意识、游
民文化的影响，则更是不可估量的。
鲁迅写了一个阿Q，研究者们为他是哪一个阶级的典型而争论不休。到
底是革命农民的典型呢、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呢？实际上大家习焉不察，阿Q
就是个流浪于城镇之间的游民。而作为体现了游民意识的阿Q 精神却被认为
具有“国民性”，这反映了近世由于游民人数的激增，游民意识、游民文化
泛滥的情景。对于这些鲁迅作了最精彩的描绘和最深刻的批判。他描写过许
多本身不是游民却渗透了“阿Q 气”，也就是游民气的人们。如《肥皂》中
自认为力挽颓风、鼓吹保存国粹，实际上不过是捧捧“孝女”、骂骂女学生
的四铭；《高老夫子》中只会“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自吹“留
心新学问，新艺术”的甚至把名字都改成与俄国文学家高尔基看来像“哥儿
们”一样的高尔础；《补天》中指责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
行”的“小东西”；《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吃着奇肱国用飞车运来
的面包，却大讲“榆叶里含有维他命W”、“海苔里有碘质”，“两者都极
合于卫生”，因而适于“下民”食用的“学者”；《出关》中硬逼着老子“讲
学”、“编讲义”，最后只给了充公来的“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
还说这是特别优待老作家的关尹喜。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尽管各有其
个性，但他们所共有的阿Q 气也极鲜明。鲁迅杂文中更是抓住这一点不放，
无论是描绘“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北京的官僚绅士，还是刻划“只图自
己说得畅快”要让人们“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上海左派才子，都把重点放
在揭示其身上的阿Q 气上。这也许是连当事者本人都不知道的，阿Q 气、或
说游民气是深藏在其潜意识之中的，这也许是更可怕的。鲁迅的揭露为的是
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所谓阿Q 气，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也就是无原则性，或说没有固定的
价值观念，以做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处理问题。鲁迅曾以锋利的笔触解剖过
这种人，说他们在上流社会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
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读经》）；在下层则是“和尚喝
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
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
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流氓的变迁》）。一群在社会中丧失固
定位置的游民、具有天生的反社会性格的人们却以“维持风化”与“宝爱秩
序”自居，这不是极为可笑的吗？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戏，他们不仅“借传统
的靠山”“横行过去”取得点利益（或称之为“揩油”），而且给并非“强
敌”的对手造成点损害，以取得心理上的满足。既然没有固定原则，那么什
么都可以为我所用。一种新学理传入中国，先是反对一通，当看到它可以为
我所用时，就会改变态度，把新事物变得合于己用。鲁迅曾激愤地说：“每
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因此，各种学说、理论极易在人们中引
起反响，他在《有趣的消息》中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
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
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
忙就有克鲁巴金《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模范么，勖本华尔和
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等
一切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