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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等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被视为可以换来换去的工具，有时故意装出高尚的样子也
是做给人看的，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而且其做戏的功能往往超过
了以做戏吃饭的演员，演关羽的只是在舞台上“做戏”，只在那个时刻演员
认为自己是关羽；而“做戏的虚无党”们却是要“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
自己的家里来了”（《宣传与做戏》）。这种游民意识在社会上的泛滥引起
了鲁迅的忧虑，他终生与之斗争。从他最早的一篇小说《怀旧》对市井庸俗
的批评，到最后的遗嘱中要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
都包含有这个意思。这确实是比同时其他思想家深刻的地方。
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的泛滥及其在知识界的表现，反
映了新旧知识分子也存在着游民化的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直
至现今，有些作家以“痞子”、“流氓”自居，公开以没有原则作为原则，
追求眼前利益，蔑视一切是非，这与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是同根同源
的。
从流氓谈到游民、游民意识
一
说来不算遥远，只在十多年前，“流氓”这个词还是极厉害的杀手锏。
如果某某女士在大庭广众之下，杏眼圆瞪、怒气冲冲，斥某人“耍流氓”、
某人是个“臭流氓”，这便是个重磅炸弹，极具威慑力量，在场者愤怒的目
光马上就会像利剑一样投向“耍流氓”者，直看得他地上有个缝儿都会立马
钻下去。如果观众中再有几位勇敢之士的话，就会演出一场全武行的活剧，
拳脚齐下，“耍流氓”者在饱餐一顿老拳之后披花挂彩、一瘸一踮地被革命
群众送进公安局，从此声名狼藉，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因此，斥责人“耍流
氓”“臭流氓”仿佛成为许多自重身分的女士们的口头禅了。在他们“与人
奋斗”时，时时祭起这个法宝，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至于芸芸众生，也
最怕与这顶桂冠结缘，一旦沾了边，那可真是造了孽，万劫不复。那时候五
类分子曰为地富反坏右，“坏”虽然只是位居老四，并非顶尖地反动，但因
为“坏”这顶帽是赠给那些难以经济成分（如地、富）或具体政治行为（如
反、右）归类的孤魂野鬼的，而“坏”这个朦胧、模糊概念更易于引起丰富
的联想，于是大多数人便认为“坏”便是流氓成性之人，因此，“坏”分子
的名称最臭，境遇最糟。1966 年“红八月”“小将造反”之时，我所在的单
位中被“革命群众”们“格杀勿论”的就是“坏”分子。而其他四类虽也饱
经“触及皮肉”与“触及灵魂”的革命，但还都侥幸活了下来。可见流氓引
起人们的憎恶之深。
可是，曾几何时“流氓”不再是迎风臭出八里地了。甚至，在某些人的
心目中它“香”了起来，有些人居然以“流氓痞子”自居了。这在生活与小
说中是不罕见的。有的以“痞爷”自居，时不时地就会抛出“你把老子怎么
样？老子流氓一个”。屏幕、电台上流氓话不绝于耳。也许是不懂，或许是
好奇，电视、电台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们，把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连市井
细民在公开场合都羞于启齿的江湖黑话或着眼于两性关系的荤话，毫无羞赧
地说给亿万观众。随着对“流氓”恶感的“淡化”，在公共场合，例如在公
共汽车上，大多女士也很少以此指控他人了。有时偶尔碰到一两位老派人物
祭起此法宝时，亦难以促成群情激愤的场面，反而往往会招来嘻嘻地讪笑。
总之，随着流氓与流氓现象的表面化，人们反而见怪不怪了，难道真是“司
空惯见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吗？这要从根上谈起。
二
“流氓”一词，古代并无贬意。所谓“氓”就是“民”的意思。《孟子》
中就有“愿受一■而为氓”（意为，原意从您这里接受一份产业而成为您的
子民），“流氓”也就是流民，古代或称游民（两者也有区别，流民多指汇
成洪流的失业之民，游民多指失业游荡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是社会震荡
与社会动乱的产物，而社会震荡与社会动乱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周期性地存在
着。封建社会所称的“民”，包括士农工商四大类，他们维系着自给自足的
封建经济，成为社会的柱石，又称之为“石民”。而流民、游民是从“石民”
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失去了产业、工作，在他们原有地方居住不下去了，或
成帮搭伙地在农村中流动，就食于富庶地区或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底
层，在那里勉强求活，前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宋以前，后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宋
以后（这个问题极复杂，这篇小文不能细说，读者有兴趣可参阅拙著《中国
流民》，香港中华版，1992 年）。如果流民、游民愈多，社会震荡不止，很
可能会演变成暴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战争”）造成战乱。通过若干
年的战乱、残杀、瘟疫、饥饿，人口剧减，有余田地激增；人际关系又藉诸
武力、才干做了新的调整，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安其位，不打算再争斗
下去了，社会重新稳定，老百姓仍分为士农工商，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社会在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运转。到了宋代，由于商
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型制的变化与人口的激增，城镇之中游民日众，逐
渐形成了游民阶层。而游民阶层之中的腐败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流
氓。它与古代意义的流民有关，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下面我们所说的流氓都
是现今带有贬意的流氓了。
流氓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往往依靠偷盗、欺诈、赌博、拐
卖、行骗、卖淫、欺压良善等不正当手段为生，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大都
在他们中间滋生。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
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们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
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
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
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制权力的代表——官府，又崇
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
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
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
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上台
后在压榨人民、控制百姓方面丝毫不亚于旧的统治者，甚至其手段更为刁钻、
更为残酷、更为野蛮，因为他们了解下情，洞悉人间的情伪利弊。朱元璋之
代元便是很好的一例。当人们欢庆朱明把自己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时候，同时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位更难伺候的新主子。
中国历史上以游民或流氓身分登上封建统治宝座者还真不少。两千年中
第一位享大名的游民便是刘邦。他不是丧失了产业，而是不务产业，只以交
游和不正当的活动为正业。他与游士相结合，以游民为骨干，因利乘便建立
了汉朝，当上了皇帝，后世将其视为流氓皇帝。当然，也有业儒为他编造了
不少神话，以为衮冕与光环，但中国最正直的史学家司马迁却把他的流氓本
色与风采描写得淋漓尽至、栩栩如生。据此，三四十年代的四川畸人李宗吾
把他的“成功”秘诀概括为“脸厚心黑”，也就是“把流俗所传的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荡净尽”（见《厚
黑学》）。心如煤炭，则干坏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脸若城墙，则杜绝了一
切愧作之情；感情上没有包袱，固可以轻装地对他人实施掠夺。这正是我们
下面要提到的流氓意识与流氓手段的核心。它为后世许多梦想变泰发迹的人
们大开方便法门。
当然，古往今来发迹的游民不止是刘邦，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这类人物，
登上皇帝或国王宝座的也有不少。游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是最活跃的阶层。
他们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再向下流动了，但他们的突然发迹则十分引
人注目，其社会示范效应自然十分显著，有些甚至被编成小说、戏文加以演
述（如程咬金、薛仁贵、刘知远的故事）。他们不仅引起处于社会底层人们
的歆羡，正像现今人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样，甚至会使得一切不
得志的人们垂涎三尺。因此，在社会变革或社会动乱剧烈的时期，游民意识
及其恶劣面的极端表现——流氓意识的泛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流氓
气被许多人当作英雄性格学习与效法，不仅毫不足怪，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知识阶层不仅对此不能抵御，士大夫性格中的游士心态与其相结合，使之更
富于欺骗性。这是自宋以来就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近百年来为害尤烈。因
为自清中叶人口激增，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社会演变极为剧烈。大批的人口
被抛到社会正常秩序之外，成为四业不居的游民。他们拉帮结派建立游民组
织，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红帮、在理会几乎覆盖了中国的大小城镇，甚
至本意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就
其本质讲，游民并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其思想意识更是波及到社会的各
个阶层。鲁迅先生《阿Q 正传》中的阿Q，只是一个没有固定的职业、收入
与居处的、带有浓重流氓色彩的游民，而阿Q 精神却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反
映出来，并被看作是国民性的重要部分，这正说明了游民意识的广泛影响，
甚至成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语）。鲁迅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人
们的警惧，当它以“革命”形式（尽管是阿Q 式的革命）出现时还受到人们
的热烈欢迎和由衷的敬仰呢！几十年种种的“革命”的喜剧、闹剧，人们经
历的还少吗？
三
平常所说的“耍流氓”“流氓气”与流民意识或流氓意识还是大有区别
的。前者是表面化的东西，后者才是问题的核心。《芙蓉镇》中的王秋赦，
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流氓气十足的痞子，而李国香以批“资”出名、反“右”
起家，以善于整人、工于心计见长，看来与流氓意识不搭边，实际上她与王
秋赦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是以短浅的个人私利为中心，没有一定的原则，
或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一切随缘而定，以作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处理问
题。鲁迅对此有很好的描述：“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
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
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
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流
氓的变迁》）流氓本身乃是社会的渣滓，是社会秩序的毁坏者，可是他们却
敢堂而皇之以“维持风化”与“宝爱秩序”者自居，这不是极为滑稽可笑吗？
其实这极正常，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取向，东风来了是东风派，西风来
了则是西风派，他们无非是“借传统的靠山”、“横行过去”取得点利益，
给并非“强敌”的对手造成点损害，以取得心理的满足，这与阿Q 打小D、
调戏小尼姑一样。当然，他们更可以“革命”为靠山，在“革命”名义下去
干这一切。李国香整胡玉音就是一例。
流氓溷迹城镇、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心目中没有什么崇高和要持之不
变的东西，一切都是玩玩而已。那么无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
判断都可以“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曾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
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
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
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
么，助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有趣的消息》）在这些
人面前一切规范都显得无能为力，似乎只有强制与暴力才能使他们稍有畏
惧。可是当革命来临或社会转型之际，一切旧的规范、法制被打烂，而新的
规范、法制没有建立起来或建立起来而没有权威性的时候，流氓的横行、流
氓意识的泛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