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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西至凤翔出子午谷到东、西川）。这条道路在初、盛唐时期往往是士人去
国远征、建功立业的道路。下片的“乐游原上清秋节”，是从长安城中平民
最乐于去游玩的乐游原写起（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它地势最高，可以俯
瞰长安全城。立于原上也可以看到从长安西去、绵绵不绝的咸阳古道。古往
今来，这条道路给多少征人带来多少瑰丽的幻想和激起多少人进取的渴望。
可是冷酷的现实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丧身绝域者远比侥幸立功而还者要多
得多。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写的是这个意思。丧生者已矣，永远断绝
了消息。因此，下片写秋别乃是征人壮士的生离死别，所取意象亦多悲壮、
雄阔。如“咸阳古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些不仅写出了道
路阻隔、音容邈渺以及帝业终虚给人们带来的悲哀，而且也包含了对建功立
业的否定，有劝导征人不要西去之意。
上下两片所写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却各有代表性，又在“别离”这一点
上统一起来。它们都深切感人，属于“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一类，故可合而
为一，作为一曲的上下两片，在离别的宴会上演唱，以唤取更多征人的共鸣。
不敢用比兴的宋诗
毛泽东在给陈毅论诗的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得诗是用形象思维的，
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他指的“形象思维”是“比兴两法”。
宋诗少比兴这一特点在宋代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古今诗话》中有一段
话：“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
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他认为“兴”近于讪谤，诗人为了免
祸，所以不敢轻易使用。因为“比兴”不同于直接铺述的赋，它是言此意彼
的，很容易被歪曲者穿凿。唐代文网较疏，因之，使宋代诗论家无限向往。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
无隐避。”并例举了许多杜甫、白居易等人讽刺时事的作品，如《兵车行》
《长恨歌》等。后指出：“今之诗人不敢尔。”宋代封建专制主义比唐代要
严酷，自神宗以后，诗人因诗得罪者颇多，特别是鼓励告讦，也就是“打小
报告”。如陆佃所说：“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宋史·陆
佃传》）因此，使诗人在写作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宋代几个著名的诗案中都有根据诗中比兴以罗织诗人罪名的。北宋“乌
台诗案”御史弹劾苏轼，说他攻击新法，诽谤新进，苏轼因而下狱。当时宰
相王珪竟捃摭苏之《双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对
神宗皇帝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
何？”此话意为您是当今皇帝，苏轼不向您表达忠心，而要向地下之“蛰龙”
求其知遇，这不是要背叛陛下吗？真是个大得可怕的罪名，幸亏神宗还算明
白，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比苏轼案略晚
一些，蔡确被贬后写了《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其中被人们指摘最厉害的，
也是其中运用比兴手法写出的诗句。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因《落梅》诗：“东
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被人笺注，认为是针对权臣史弥远的，
因此，被免官斥逐。临安著名书商陈起，因诗中有“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
杨柳相公桥”，被解释为揭发史弥远“废济王，立理宗”，幸有丞相搭救，
免死被刺配流放。因此一度下诏禁止士大夫作诗，有的诗人甚至改行填词（如
孙花翁等）。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教训，自然会引起诗人的警惕，他们拿起
笔写诗时，不能不谨慎对待，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疑似之论的比兴，这虽
然不是宋诗中少比兴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
冤冤相报何时了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出任湖州刺史。到任后的地方大吏照例都要
给皇帝写表称谢，以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并表达自己不会辜负重托的决
心。实际上，这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不料此年六月廿七日
专门负责监察的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皇帝，指摘苏轼谢表的两句话：“愚不
识时，难以追陪先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秉
性愚昧不识时务，很难在朝帮助先进分子推行新法；然而我年已老，倒是不
愿过多地搞些苛政，因此适合做地方官吏。如果仔细推敲这两句话是不免有
点情绪，对于政治现实有些不满。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已经上纲太高，而且再联系苏过去所写的一系列诗文，说他“为恶不悛，怙
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未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何的上
书把所有的问题都扯到新法，因为神宗皇帝支持新法。于是苏轼就被打成不
忠于朝廷的逆臣。上书中说苏轼“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
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这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捣乱分子了。七
月二日，那个专门好起疑似之狱，在处理案件时以“株连考竞”闻名的御史
舒亶也上书用最激烈的言词指责苏轼犯了“大不恭”之罪。说他“包藏祸心，
怨望圣上，讪■（dú）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
舆”。意为苏轼怨恨当今皇帝，他往往借攻击在朝的大臣，实际上是在指责、
诽谤、谩骂皇帝。所以舒亶他“不胜忠愤恳切之至”，力主将苏轼处死，说
苏“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于是，把苏轼从湖州刺史任上捉到京城，关在
御史台的狱中。御史台俗称“乌台”，此案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案诗案”。
此案档案在北宋灭亡时被人带到南宋，朋九万编纂了《乌台诗案》一书，清
张■又写了《眉山诗案广证》，使得我们得知此案审讯的全过程。在审讯中，
对苏轼所著诗文无限上纲，最后都归结到反对“新法”上来，可见此案实际
上是新党党人藉苏轼的一些反映现实阴暗面的诗文，以打击旧党党人，使他
们对新党的一切举措都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舒亶他们是要把苏轼置之于死
地。由于旧党中一些正直人士的援救，上皇太后病笃嘱咐神宗皇帝“不可冤
滥，致伤中和”以及新党中的章惇惇（他和苏轼私谊较好）、王安礼（王安
石弟）等在皇帝面前说情，苏轼被关押了一百余天后，于本年十二月廿九日
降官，责受检校尚书水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身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实际上是个罪官的身分。大年初一这一天，苏轼带着他的儿子出京。那些承
受了苏轼“讥讽文字”的人们也分别受到了降官或罚钱的处分。这桩案子到
此了结。
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英年早逝，
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由于他年龄太小，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皇帝之母）
一同听政。不久，她以母改子之新政，陆续召回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
苏轼等，由司马光执政。他将新法一件件废除，造成了基本上是旧党垄断朝
政的局面。此时又发了一件针对新党党人的文字狱，叫“车盖亭诗案”。
前面说过，苏轼因诗文得罪，许多“罪名”是被罗织而成的，此案虽然
由何正臣、舒亶、李定等御史台的官员出面检举指控，但有新旧党争的深刻
背景，人们认为其后台就是御史中丞蔡确。蔡属于新党，元祐时期旧党执政，
蔡确因其弟蔡硕贪赃被贬至安州，这显然是旧党的回敬。对于这些蔡心中明
白，在安州夏日游当地名胜车盖亭，蔡赋十绝句，其中有些牢骚也属必然。
其仇家吴处厚因个人恩怨对这十首诗一一加以笺注，其所运用穿凿附会、生
拉硬扯、陷人于罪的手法与当时新党对待苏轼的方法大略相同。我们不妨据
《尧山堂外纪》所记蔡事与苏轼“乌台诗案”作一点比较。《外纪》言：五
篇（指十绝中的五篇）涉讥讽，如“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
以讥谗谮之人；“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讥新进用事之人；
“睡起莞尔成独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确笑何事？“矫矫名臣郝甑山，
忠言直节上元间。”按：郝处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逊位天后，处俊上疏谏，
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后垂帘，遵用章献明肃故事，确指武后以比太后。
“沉沉沧海会扬尘”，谓人寿几何，尤非佳语。“乌台诗案”中记载苏诗《戏
子由》中的牢骚语，如“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道逢阳虎
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被说成讥讽新贵，把他们比作侏儒、优旃，讥
讽朝廷新开提举官所至苛细生事，发摘官吏，惟学官无言责。《和刘道原寄
张师民》诗中有句：“独鹤不须夜惊旦，群乌未可辨雄雌。”被歪曲成以刘
恕比鹤，谓众人为鸡，言今日进用之人，君子小人杂处，与乌之不可辨雌雄。
《和陈述古冬日咏牡丹》：“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护雪霜羞。化工只欲
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竟被说成是讥讽执政大臣，把他们比作化工，
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闲也。两相对照；可见新、旧两派政见虽然不
同，所攻击之人又是两相敌对之人，但用的手法极相似。对于蔡确来说，真
有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蔡不屑置辩，也不好辩，被远贬新州。
出人意外的是旧党中的有识之士为蔡作了辩护。身受蔡确之害的苏轼不同意
这样做，他为蔡说了话。旧党内正直的大臣如范纯仁等也不满意开文字狱之
风。他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并告诫说：
“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这才是远见卓识，是为治
世创造条件的做法。可是被党争弄昏了头的旧党党人，不仅不听范的意见，
反而诬告范与蔡是一党；终于将蔡确远贬至新州。后来哲宗亲政，新党再次
上台，加倍打击旧党。徽宗执政时新党进一步变质，专以党同伐异，怙宠固
位为事。这样必须严打异己者。他们怂恿徽宗确立“奸党”（即旧党）党人
名单镌刻于碑，立于朝堂。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碑”。还销毁、禁锢了元
祐党人文字。党争越演越烈，文字狱越变越奇，冤冤相报，无有了时。北宋
也就在这种互相报复中灭亡了。
中国第一个出版家——陈起
在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书也是一种商品，大约很少有人持异议。
所以想起操持出版工作的人们，大家名之曰“书商”，认为他们无非是靠出
书赚钱罢了。但是主持教化的部门（现在称为主管意识形态），又不得不谆
谆告诫出版工作者，应该把好关、出好书，把注重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并
勉励他们要做出版家，不要做书商。
当然，现在称得上是出版家的不是没有，我也有幸认识几位，日夜在为
出好书而奔忙。然而一身而二任者似乎更多，他们忽而出版家，忽而书商，
审时度势，随时改变身分。付作者稿费时是出版家，让作者为出好书做奉献，
不要计较稿酬多少；面对读者时是书商，强调物价、工价飞涨，书价定得令
穷书生咋舌。这是我作为读者兼作者常常遇到的，因而也令我想起近代一些
有眼光、有魅力、真正的出版家，也是真正的书商。就靠几台平版印刷机起
家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社的商务印书馆中的历任老板和老总们，如夏瑞
芳、张元济等等，你能说他们不是书商？他们靠出书糊口、发展；你能说他
们不是杰出的出版家？在他们的操持下出了多少好书，这些书不仅哺育几代
人的成长，而且为中国文化的积累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特别是张元济先生主
持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籍》、《百衲本廿四史》
等都可以说是“存亡继绝”之作，是不用自我标榜就可以传世的，它们在出
版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往前看，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有编印的书籍传至
今世的，就是南宋杭州书肆的老板陈起。他是书商，更是位出版家。
陈起字宗之，钱塘人，在杭州睦亲坊开了一家书肆，他在南宋中叶之后
的诗坛上极为活跃。作为书坊老板，以鬻书为活，陈氏出版了许多宋以前的
重要典籍。他又是个诗人，非常热心地推动诗歌创作。他广为结交，团结了
一群落魄江湖的诗人，大量刻印他们的作品，总名曰《江湖集》，形成了宋
代最后一个诗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