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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问题。博玛诺瓦对封建法律逻辑作出一种巧妙的解释，将这种解释与一些显然是由罗马法推究出来的原则，以及司法审判未经王室控制、以致效能不足和弊端丛生的实际经验例证结合起来，由此建立他的论证。
这一论证开头是一段对封建原则的表述：法兰西王国境内的所有一切俗世司法裁判权，都是 “得自于”作为最高封建领主的国王。因此，王家受理上诉的权力乃是源出于领主——附庸关系，从而可以得出这样一项原则：国王任何一个附庸或者次级附庸，皆不得免除其接受王室法庭传唤的义务，王室法庭是可以究问其所作裁决的。郡守除了可对凡属国王直接权限以内的事务加以裁定而外，还能够要求巴黎最高法院（Parlement）传讯任何一位领主或其代表法官，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如此高贵，竟可以抛弃正义或滥施裁判而不受国王法庭的传讯。”这一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以下述事实说明：英格兰国王以其在法兰西境内有英格兰领地，因而曾臣服于法兰西国王。
从原则上说，封建法庭的判决都要经受最高法院检验，最高法院法官，都是由国王任命而代表国王执法的律师。然而，最高法院每次判案，却依循了地方习惯，据博玛诺瓦解释说，这是因为国王的责任就在于，要保持生活在臣服在他之下的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理论上，一种风俗习惯得以确立乃是由于当初无人能够援引曾被采用过的相反惯例，或是由于援引了以前的判断，认为此常例是自古以来即为众共遵的。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要召唤地方参事到庭宣誓作证，肯定出案之处确有某种地方习惯。不过，最高法院乃是最后裁决者，而在寻法（ jusdicere
）与定法（jusdare）之间，是很容易跨过一步的。
博玛诺瓦并不是如此运用封建法律理论的始作俑者，在英格兰，诺曼人就曾用过所有土地都是直接或间接得自国王的理论；在这方面法兰西国王权力的增长，要比英格兰国王落后150年。在博玛诺瓦从事著述之时，英格兰贵族仍在要求实施《大宪章》作出的让步，力求保证能维持他们在王国政府中的作用。圣路易和继承其王位的无畏者菲力普所从事的，却是极为不同的战斗：将那些屈服于他们的封建贵族所掌握的实权接收过来，部分地是通过接管各地封建法庭的司法裁判权。
就上层贵族而论，臣服关系的封建纽带大多早已失去其原有性质。在服军役之类封建义务重要性日益减少以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便也冲淡，各种劳役从而转变成为缴纳现金。由骑士组成的法庭所要听审的，是涉及骑士行为和荣誉的案件，以及具有骑士身份的人之间的纠纷。领主法庭则要听审其领地管理 ——各级领主官吏和农民分别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引起的问题。（国王的作用日益增长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治安权力的集中统一，王家法庭扩大其对各种罪行的司法裁判权反映出这一点。）
博玛诺瓦给这种实际状况注入了国王乃是主权者，并非仅止于是封建统治集团的首脑这样的观念。王室法庭不仅有权宣布何者为习惯，而且也还有权立法。圣路易曾经说过，本王国所有贵族均由我而立，而 “我则是仅由上帝及我自己的宝剑而立。”正如博玛诺瓦所说：
你们当知国王的主权及于所有的人，他依据其自身权利而监护其王国，他们可以为此而制订他们所中意、且合于其王国共同利益的法律，而其所钦定者自当谨遵勿违。
这段话十公明确地阐述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论罗马皇帝的那句名言。这是一段试探性的话，对封建贵族也可享有有限度的立法权力留有余地。仅管如此，仍可明白看出，博玛诺瓦在思想上确已有了最高主权概念，而国王 ——及其在最高法院的代表——超越地方习惯的权力，即可由这一最高主权、而无须由任何封建原则推导出来。（博玛诺瓦对王权这种两面兼顾的辩护，甚至要比 1290 — 1292 年间出现的一篇英国论文的匿名作者弗莱塔更早一些。弗莱塔断言，不仅一切司法权力均得自于国王，而且就连封建领主法庭也都是王室法庭——这种说法显然不实，但却同样很明白地表达出了国王的雄心。）
在另外一个论题上，博玛诺瓦将国王的立法权力置于较狭窄的立论依据上，但同时却明确描述这权力有广阔的应用范围。他写道，一般说来习惯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在战争时期，或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危急时期，可以容许国王、亲王、贵族和领主作那些若在平时行之实属亏待其臣民的事；但危急时期他们可以从权处理。
这一貌似委婉的提法回响着西塞罗的遗音： interarma
silentleges——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正如雅克·维特吕曾写过，在这样一个世纪里，城市外面战斗不息，城市里面警钟长鸣，“异常”立法权力是要涵盖多种情况的：
国王可以订立新法，以谋王国的共同利益，诸如按其惯常所为下令征税以保疆土，或下令进攻对他不义的另一位国王，或规定贵族与乡绅备置骑士战斗服装，并对富人和穷人各按地位提供武器；命令情况良好的城市执行各种要求它们予以执行的任务，维修它们的堡垒；或命令人人随时作好准备，国王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起来：所有这类以及在他及其枢密大臣认为精当英明的其他各种命令，国王在战争时期或传闻将有战争时期均可作出。而且每一位贵族领主也都可以在其领地以内订立法令，但不得与国王的法令或旨意相违背。
博玛诺瓦关于王权的种种陈述，很可能不止要得罪贵族领主；如果说国王仅仅是由上帝和他自己的宝剑而立，那末，他的权力就既非来自教皇，也非来自神圣罗马皇帝。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10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曾自称， “非由篡夺而是由于上帝恩宠得为帝王。”布鲁日市的公证人加尔伯在其关于 1127 年法兰德斯暴乱的记载中，曾称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法兰德斯众伯爵的君主）为“皇帝”，意即他无须效忠于任何另一位封建领主。
博玛诺瓦为了确立国王对教会权威的独立，重新阐述了圣路易的策略 ——“既要作谦逊的基督徒，又要注意维护自身权威的君王”——并从而定下了教会法庭司法裁判权的限度。按照博玛诺瓦的说法，俗世权力对于教会体制，不能够如同对于封建法庭那样，将一个最高上诉法庭强加于其上；为此，博玛诺瓦描述了两种互相竞争而同等威严的司法裁判权：俗世裁判权和教会裁判权。他预示了日后法国法学界在教会作用问题上不绝于耳的著述讨论。
在上帝和凡间世人看来，主持精神正义者只管与精神有关之事，让俗世法官去管与俗世事物有关的问题，以求俗世法庭和精神法庭可以使人人得享正义，这是美好而又有利之事。
博玛诺瓦说，教会享有11类问题的司法裁判权：异端邪说、婚姻、对教会的捐献、教会财产、审讯神职人员、审讯寡妇孤儿、亡人遗嘱、保管圣地、私生子身份、巫术、以及什一税。即使是在这些方面，教会的权威也还会受到风俗习惯或特许状的限制，因为有很多教会财产是处于民事当局保护之下的。而且诸如教堂之类的圣地，是可以同教会或其某部分如同任何普通领主那样保有的普通土地区别开来的 ——这类圣地也可能会归入俗世法庭的司法管辖之下。
博玛诺瓦宣称，俗世法庭，尤其是最高法院，在个别案件中不论情况如何，均对教会法庭的权能有最后断定之权，甚至能够下令撤销教会法庭的司法裁判权。而且，教会既然无权动用武力，就不得不要求俗世当局来强制执行它的裁决（唯一的例外是有关巫术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教会是能够宣判并执行死刑的）。
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市民阶层和城市：从自治到王室控制
博玛诺瓦在《习俗志》中，一再表现十分关切市民阶层及其对王权的威胁，这是因为，他既想促进市镇商业发展，又有义务要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制从属于国王的终极控制，他力求能将这两者调和一致。
在这一点上，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 “忠良城市”——bonnevile——和“市民”这两种地位，都是由国王、或有时由某个臣服于国王的领主授予的。在《习俗志》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找到如下观点：城市的法律——或者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存在——应溯源于起义夺权的市民群众。博玛诺瓦尽管承认，成立了公社和未成立公社的城市可能有不同的特许状，在他笔下却似乎仅仅有“忠良城市”。一个城市若已领得特许状，就应得到领主和国王的共同遵守。至于新市镇，若无国王授权则任何人均不得建立公社式城市。因为“一切新事物都要查禁”。如果国王想建立一座城市，“凡其可行之事均须在权利特许状中写明”。
这一场建立法人城市成为国王专享之特权的运动，也曾同样波及英国。英国法学家一致认为，创建团体法人须由主权者正式颁赐虚构之人 —— 1243 年英诺森四世的一份告谕中所称的personaeicta——这一身份。
博玛诺瓦并非无故地编造他的法人存在理论。他的法学结论，都是依据城市与国王之间和城市本身内部已出现的冲突而得出的。他深信有充分的理由，应当由国王进行干预。他不提及任何一个特定城市而写道：
在那些忠良城市里，曾经有过许多斗争，一伙人反对另一伙，穷人反对富人，或者一伙穷人反对另一伙穷人，他们对于某个市长、某个代表或者某个法官意见不一就要斗争。 ……我们见到有很多忠良城市，贫穷和中产公民都对市政毫无发言权，全部权力都由富人掌握；他们依仗他们的钱或者世系，成为强大势力。也还常有些公民，他们当了市长或市政官，或者司库，第二年就选用兄弟或侄儿或其他近亲，其年龄只不过 10 岁或 12 岁，这些富人都攫取了市镇管理权；一旦到检查市镇案卷的时候，他们就掩盖自己，声称他们一伙之中的某些人，已对所有其他人的帐目查证属实。这样的事情决不能容忍，因为公社财政决不可由经管财政的人进行检查。……公社内部有很多不和，是由于王室对城市课征的赋税而产生的，因为常有负责向公民收税的富人自己少缴应纳的税款，并对亲属和其他富人照样予以减免。……这样一来，全部赋税负担就落到贫穷群众肩上。这样，就造成了损害；穷人不顾遭受这样的损害，但他们除使用武力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伸张权利；由于使用武力，往往有人丧生。或者，如果所观察到的不公正是由于劳动条件造成，那末，行动就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方式：罢工，它被说成是一种针对共同利益的同盟，工人答应……或在他们之间一致同意，若工资照旧很低就不工作，……并在他们中间订出惩罚和威胁的办法，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同伙予以施行。
那些城市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致使博玛诺瓦如此悲观呢？一种情况是，市场逻辑压倒了公社式冒险事业的规划。这一点在第一批被吸引参与远程贸易的市镇、即法兰德斯和法兰西北部的纺织市镇，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出来。受到伦巴底银行资助的布匹批发商，在11世纪和12世纪就已在这些城市开始营业。到了13世纪，一种贸易格局已明显可见了：商人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输入羊毛，运交给在市镇行会制度下劳动的工匠师傅。羊毛在这些小织造业者的作坊里纺成精细毛布，然后又运回来交给经营商品和供应资本的商人，由他们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以供输出，或是将货运到一个集市上去，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卖给了另一个批发商。
对贸易路线控制的激烈竞争 ——在各家族之间、在这个或那个伦巴底银行利益集团之间、在这个或那个意大利城市的任命人和代理人之间，都在进行着这种竞争——对那些工匠师傅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接受羊毛，按照不受市镇管理约制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时价工资，来纺织羊毛。当他们受到利润下降和物价上涨——所有的证据均指出， 13 世纪是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剥削时，就转而剥削他们的工人。在工匠及其雇工眼里，大商人是不劳而获的：他只是当一个psore，一个changeur，即货币兑换者。为了逃出这种生活格局，师傅工匠不得不与较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