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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革命》 作者：埃德加·斯诺著
译者的话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当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他一生写过十一本书，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的，如《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
斯诺曾在中国居住过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他访问了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我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廖承志同志在安葬仪式的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漫长的革命》一书所报道的，主要是斯诺于1970年来我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但诚如斯诺夫人所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
我们最初据松冈洋子的日文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英文原著（美国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订一遍。全书八章二十五节，附录四篇。除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注释以外及附录第三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第四篇（“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未译外，其余均照原文译出，仅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原书附有铜版照片数十幅，也已略去。
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凡已正式发表的，我们都用黑体字标出。
译者
1975年3月
一、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 天安门上的会见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曲膝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勇敢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批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象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的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二） 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960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年至1965年又来过，这一次是在1970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给她入境签证，让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
现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是进入中国的极少数几个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的一双机灵而敏悟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的眼力之不足。我们于8月初到达北京，正是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现在由于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因此炎热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斯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们是对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了。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一所是附近的清华，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革年代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故事和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又来到了著名的游击战时期的首府延安。然后西行至保安（即志丹，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革学校，在那里的前西安市委书记带我们看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后来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几场戏，在美味的宴会上同许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谈话，然后又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访问了解放军针刺医生办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后南下到广州，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访问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我一共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我在过去十年中参观过的人民公社就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总理和许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