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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花费多得多的经费。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10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居民（和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以外，居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构成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边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进大学，多少人参军，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仅给伙食、衣服和很少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外国人决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们一起的还有城市下放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落户定居。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道路，这对控制污梁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在北京，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远洋轮。在农村公社，军队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军掌握。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在那些个“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发现他们几乎总是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命委员会也是如此。另—个在上海的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军人任主任，这便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 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决定其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毛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五·七干校也决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1968年5月7日发布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的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校教员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谚语说，猪耳上的毛织不出丝线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愈来愈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至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对任何一个想建设一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的人来说，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难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一位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一文中写道，该文编在一本研究态度认真的1971年中国问题论文集里。
从再度强调专家路线的主要的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人数减少，而高干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相应增加。……因此，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仅占38％，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1958年录取进入自然科学的8个系的237名学生中，只有45名如期毕业，余下者不是被迫退学就是留级。……
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的919名干部和军入学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同样淘汰了200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108名学生中，大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说明五·七干校，这里谈一点与教育革命有关的事是必要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师，主要由久经锻炼的党的行政干部组成，他们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自我介绍说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高个子，腰杆挺直，30多岁，晒得黑黑的，肌肉发达。要不是这样，他容易被人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识字人，现在则至少须到中学程度。从两年前的10月4日这所学校创办时起，刘就在那里了。学校开办时，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11个单位抽调来467人。
“他们不把自己称做学生；他们是“五·七战士，”刘先生解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西安市和附近县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农学习，在根本上同他们结合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一面劳动，一面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和实际，我们的学校也不同于过去的国营农场。它们只生产。现在经过两年锻炼，我们已输送了414名革命干部。他们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数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刘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毕业的，留下来担任政治领导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领导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团书记。他身旁还坐着一位还算清秀的年轻妇女徐秋风，原是西安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区的党委书记。现在属于校“第一水稻生产连”。她好象还管炊事房，一会儿就从那里端来了（围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帮忙）一大盆一大盆满满的鲜猪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鸡蛋、苹果，以及其他十多种干校农场生产的美味食品。
他们有920亩（合153英亩）土地，53头牛，300多头猪和许多鸡鸭。有800亩种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产量达170，000斤（合85吨）。45亩种蔬菜和果树，50亩种马铃薯，30亩种大麻。他们现在有身强力壮的“五·七战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妇女，平均年龄30至40岁，只有少数老年人，最大的60岁。他们之中有7位医生。现在看来这个农场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6个月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什么叫积极分子呢？一个由所属班排推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人告诉我，在干校的所有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员会有30个人，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同生产这些食物、经过改造的改造者们一起吃这种与大饭店大不相同、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啊！
说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位谭冲，48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轻一笑时露出洁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选择来这里。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生产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意谓“斗私”并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成寿来说，他50多岁，以前是西安市委书记。他漫长的革命经历可回搠到延安时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后，他失去与农村的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24中学校长。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土”，“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他还处于“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38岁，前西安市共育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上学，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了过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义音阶级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毛说。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本家，他们怎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领导”。这就是进步。
“在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说，“我们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怕苦’。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以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生活。起初情况很差：快要坍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荒草和未经开垦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们应该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倒树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样的方法建造房屋，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我们得到一笔专用贷款。去年春这里发洪水，溢洪口堆积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们的稻田都冲坏了。《愚公移山》使我们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依靠两只手，能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