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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士兵发牢骚就殴打，他们自己则经商并搞黑市交易。（有点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文化，学习毛关于怎样当好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著作，明确自己的权利，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和生活费而论，这支“优质”军队所开支的人民的钱少得令人难以相信。那有几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听到的不是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而是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每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装和夏装，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不会应征入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每月6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到用文江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一等兵的士兵津贴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最近大部分军官自愿减少工资30％。这样，据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将减少到每月350元左右。（当我第一次遇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每月工资是70元——减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像政府机关一样，军队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军龄、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中级以上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汽车的使用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不错，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户农家总想有个儿子上学，希望他以后升宫发财。“当干部是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参军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这样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还不到以前党员数的1/10。他们能单独管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过，自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威信，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组织中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地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意谓同周思来一样吗？50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像周这样一个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辈离去之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以接上班吗？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时，思索着这个问题。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五、人民公社
（一九） 开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严重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份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弃置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的独自努力看好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为重要的是，毛企求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有个翻天覆地变化、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那拥有广大人民的家乡故园。
到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这里面除了5％到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体财产，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大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荒地或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于2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经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分为大约70，000个农村公社，又再分为750，000个生产队或村。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革位。大队拥有重型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干万人须得养活自己和供应城市和县镇的粮食。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芝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其他“供销作物”。这是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利益，并积累资金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决定整个中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成功或失败。
从1960年以来对人民中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已经参观了30多个人民公社。这次我看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增长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相信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真实可靠性。“五保”内容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足够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然而，他们所供应的生活是“足够的”，超过了以前无田无地、终年过度劳作、充饥挨饿的文盲的梦想，这种人是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二○） 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穷的公社大队在保安县（现改名为志丹县），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儿每户的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子行驶不到一个钟头、有36，000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效区公社连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从大队总收入中拿出3％至8％缴纳国家的税收，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费中。粮食的15％至20％作为交售任务，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土壤改良、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至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102美元，平均每户（4．6人）约为274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每户纯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l/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队办工业——造船、建材、机械和变压器等等——计占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特别的高，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不过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械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身需要。
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2．49元折合1美元——很可能发生误解。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1/4至一半——按国家市价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水渠里自己养鱼，捕获的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自家种或购买，买价便宜得在开支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动产——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取决于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一种名誉制度——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照算或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使党的干部免于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的很多。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这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仅仅是这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劳动，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不亚于其他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这地方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石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林彪将军任校长的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红军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呕小道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只有极少的人到过，那时毛把他的“首都”迁住延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便结束。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已有一条通汽车的公路。我过去所知的这块没有道路的土地，尽是峭壁、荒岭和深壑，非旱即涝，难得见到几块窝田或要崩塌的窑洞。为数很少的农民穿得破衣烂衫，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之物。风调而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开垦弃地和荒地，种上自己的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