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争的间隙开垦弃地和荒地，种上自己的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的感观要大。这种潜力有一部分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显现出一派动人的秀丽的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火车。我们乘坐的轿车的出现，引来附近所有的人都来欢迎，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门那“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黄土沟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开辟出来的，近期的雨水冲毁了多处地方。这些冲毁的地段，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起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墙。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头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园般的层层梯田，蜿蜒河道旁筑起新的拦河石坝，两岸栽植的排排杨柳牢固地制服着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说是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非常肥沃，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全靠人力。我打听到，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0，000筐土。
大约经过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保安，发现这个山沟小城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百来户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当年红军曾利用一座小祠堂开群众大会，现在则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整个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还有一大块详细的教人如何防空的墙报。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座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一些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风味的大米饭，以及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二一） 富人和穷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经过25年的辛勤劳作，削干了山岗，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大寨大队现在每公倾土地能生产约8公吨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我所见所闻的一个叫沙石峪的兴旺生产大队的故事同样给我留下印象，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并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5英亩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经有了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它用彩石——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亦用它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
直通过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他们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它还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二二） 后顾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一本书。简而言之，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没收土地并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1950年）；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大队，办理较小单位不能建设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个阶段，富家都跳了出来，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反攻和破坏，被制止了，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酌教育订退了。但这种反动潜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人平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阐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发展办法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来临了。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的干部由于脑子发热、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冒进。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之前，空前恶劣的气候降临了，比自然灾害更糟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项大型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以依靠。
面对严峻现实，党矫正了一些作法，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让步。公社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责任还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花去4年时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部分党的干部尝试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于是看到这一点。1960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城市“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而得到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尽管这个数宁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这20年间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广东两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达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包奇迹”的成绩。
中国今天的粮食自给自足，将来的发展会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虽然前头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团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使中国全力以赴地为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六、与总理一夕之谈
（二三） 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在两次长谈中，周恩来总理同我讨论了中国某些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并同意发表几年来对他的最详细的访问录。有一次会见时他提供了有关中国工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这是北京近1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我们坐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宽敞、安静、拱形圆顶的接待室里。和往常一样，总理和蔼、轻松而机敏。生人很难猜出他已72岁，并担任人民共和国的总理21年。在最近5年中，可以看到他处于起稳定作用的中心，第二次革命即文化革命中把政府团结在一起。
在中国当前扩大国际外交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面，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节奏恢复了，这是在国家摆脱了不协调状态之后比现的。由于这次变革的深刻性和新的国家领导机构的重建还未完成，因此我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不很大而感到吃惊。“在1967年和1968年，由于工厂出现的一些斗争，交通的中断和工作时间的损大，工业生产是降低了一些。”他坦率地承认说。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他断言：“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所得——指领导层的纯洁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损失。”
总理说，尽管1967年和1968年生产下降。但1966年——1970年的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基本上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大大超过了。我问到1970年工业总产值的估计数字。“大约900亿美元。”他问答说，“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至于农业，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50年代后期犯了些错误，另外在1959年—1962年“困难时期”采取调整措施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他继续说：“197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干万吨。”西方经济学家把粮食吨数看作是中国农业情况的指标，直到最近，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继续认为1957年是最高产粮食年，那年官方公布的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此后，1958年的“浮夸”大大歪曲了中国统计数宇的可靠性。从那时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的估计。所以总理宣布的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们现在有了剩余，干嘛中国还要进口小麦呢？”
虽然中国1970年的粮食进口量已下降到其总生产量的1％还个别，总理还是解释了为什么从国外进口有限数量小麦的必要，进口小麦在中国比大米便宜。中国把价格较廉的小麦供国内消费或储备，为平衡而出口大米到例如古巴和锡兰去换回糖和橡胶，大米也用于对非洲的贸易。中国还需要出口几百万吨大米以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
周总理给出目前的化肥生产数字大约是一千四百万吨，现比日本的产量高出不少。国内农业的需要量是三千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这是中国在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千万吨的化肥可能多少是够用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因为不但粮食作物而且供出口销售的作物也需要肥料。我们的磷酸盐和尿素还不够；我们的化肥厂主要生产硫酸氨。小型化肥厂已起了很大作们。由于建造了这样的小型化肥厂，我们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已经大踏步前进。”
总理讲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棉花、棉沙和棉布最多的国家。1970年，中国生产了85亿米的棉布。
钢产量也受到1967年和1968年革命斗争的影响，他说，在过去的五年中，平均产量在一千万吨到—千八百万吨之间。钢的生产能力现正在扩大和加以现代化，1971年有可能迅速增加的迹象。
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二千万吨以上，按中国的需要来说已自给自足了。许多新的油田已被发现。铁路里程和复线大大增加了。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新的艰巨的铁路系统已经竣工，现在它把越南边界同中亚的新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