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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正沿着粤汉路逼近市区，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攻占了。我穿过其中的一个城门，又回到城里。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直到看见‘汉旗’在衙门上升起。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汉’字。我回到我的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个著名成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前省谘议局的房子里，议长原是谭延，后来他被免职，省谘议局本身被撤销。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示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省代表）。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没有过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来反对他们，谭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人物。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1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军火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半壁见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一句。——斯诺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