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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二、医疗和人口控制
（五） 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象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 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
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
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
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
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
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
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
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间放射疗法结合起来。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
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
至象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
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
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
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
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
也用针刺治好了。（“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