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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渡河以北，红军爬上了1。6万英尺高的大雪山，从它的空气稀薄的顶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峰组成的海洋——西康。这时已经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气很暖，可是过大雪山的时候，许多衣服单薄、身体瘦弱的南方人，由于不适应高山气候而死亡。更难的是攀登荒无人烟的炮铜岗，实际上要自己开路才能上山。他们砍下大竹杆，把它们铺在弯弯曲曲、深与腰齐的泥泞地上，修成一条过道。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2/3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不断地爬山前进。第二个山脉是邛徕山脉，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损失。他们跨过了景色绚丽的梦笔山，接着又跨过了打鼓山，这两座山又使他们更多的人丧生。最后，1935年6月13日（原文误为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里他们终于停下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清点了损失，整顿了队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9个月以前从江西出发时，约有9万武装人员，到这时，集结在锤子镰刀旗帜下的不过4。5万人左右。减员并不都是由于死亡、散失或被俘。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行军途中，作为防御战术的一部分。把少数正规部队的干部留了下来，以便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并在敌人侧翼进行扰乱和牵制活动。红军沿路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缴获的枪枝，这样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现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烦的地区。那时贺龙仍旧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苏区，而且萧克的军队已经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了。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开始缓慢地向那个地区靠拢。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能把贺龙赶走，他只是在后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转移的命令之后才被“赶走”的；他克服了许多惊人的障碍——经由西康——才完成这次转移。
江西红军迄此为止的行军，为他们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红军赢得了许多新朋友，也结下了许多死仇。他们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财政部主管军队的资财，通过无线电收到有关没收情况的报告，并向长征部队的各个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给养。这个队伍往往成为长达50英里的长蛇形在山间蜿蜒行进。
有时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多得红军都携带不了，这些东西就分配给当地的穷人。红军在云南曾经从有钱的批发商那里没收了成千只火腿，农民从周围好几里路的地方前来领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鲜的事情。他们还用同样办法分配了成吨成吨的食盐。在贵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养鸭场被没收，红军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从自己的银行里带来了南京的钞票、银元和金、银条，路过穷苦的地区时，他们就用这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红军所到之处，地契烧毁了，捐税取消了，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红军人员告诉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经历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的名声早在他们来到以前就传开了，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人来请求红军绕道去“解放”他们的地区。他们对红军的政治纲领当然并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代表团跑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庄稼人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卢兴邦有一次在他的统治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宣布说，这个家伙到处为非作歹，必须处决。
在毛儿盖，从南方来到的红军休息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人员，讨论了今后的计划。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起来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从河南行军到四川的，下文还要提到他们。卓越的成就——和悲剧性的过火行为，标志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征战；整个四川北部曾经一度为他们所统治。
当他们在懋功同从南方来的共产党人会合的时候，徐向前的军队约有5万人。所以，1935年7月，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红军联合兵力将近有10万人。
在这里，这两支军队又分手了，一部分从南方来到的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则和第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对于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张国焘等主张留在四川，打算在长江以南重振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政治局大多数人决心继续前往西北。这个犹豫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结束。第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军队包围运动的迅速完成，他们从东面和北面进入四川，在两部分红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四川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迅速上涨，这条河当时分割着两支军队，突然间它变得无法渡过了。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掺杂其间，这里不去讨论了。
8月间，从江西来的红军主力，以第一军团为先遣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朱德和刘伯承则留在张国焘那一路部队里。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又停留了一年之后，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然后才开始了挺进甘肃的大行军。
1935年8月率领红军队伍向川西北边境的大草地前进的，是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指挥员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和大多数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开始进行这最后阶段的长征时，约有3万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最危险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路线要通过藏族人部落和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凉地区，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带的一个好战的部族。红军经过藏民的地区时，第一次遇见了联合起来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的居民，他们在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可是对手是看不见的。当他们进入茂密的森林和越过十几条大河的源头的时候，这些部族人民就从红军行军路线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空，带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赶到高地上去，整个地区简直不见人烟。
然而，在道路两旁几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红军战士冒险出去弄一只羊来吃，就再也回不来了。山民埋伏在密林里狙击行进中的“入侵者”。他们爬到山上，等红军纵队通过既深又窄、有时只容一两个人牵手通过的岩石隘口的时候，就把大石头滚下来砸红军和他们的牲口。在这里，既没有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机会，也没有建立友好联盟的机会。藏民的女酋长，对于什么样的汉人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传统仇恨，认不清“红”和“白”的差别。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那些过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泽东告诉我，那时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甜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据毛泽东说，这种萝卜很大，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依靠这样贫乏的给养走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红军只有俘虏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但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区以后继续跟着红军长征。有些人现在成了陕西党校的学员了，他们将来可能回到家乡去向人民说明“红”汉人和“白”汉人的区别。
在草地里走了十来天，还看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里几乎一直不停地下雨。只有沿着给红军带路的当地山区居民才认识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道走，才能穿过草地的中部。在这里红军又损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进这个神秘莫测的湿草之海里，一下子就陷下沼泽深处而没顶了，旁边的同志们救都没法救。这里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这里甚至没有遮荫的树木，而轻装的红军又没有带帐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挤在捆起来的草丛下过夜，这起不了什么遮雨的作用。但是，红军还是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至少要比那些追赶他们的白军强得多。这些白军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时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损失。
现在红军已到达甘肃边境。前面仍然有好多战斗等待着他们，其中任何一次战斗的失利都可能意味着决定性的失败。更多的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回族马家军集结于甘肃南部来堵截红军，但红军设法冲破了所有这些阻碍，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从回族马家骑兵手里俘获了好几百匹马——有的人原来蛮有信心地预言这些骑兵会把红军一举消灭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红军最后终于进入了就在长城下面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红军从江西出发一年以后，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会合了，那后两个军（原文误为那三个军。——斯诺注）在1933年就已经在陕西建立了一个不大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留存下来的不到2万人，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去领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了。
关于长征的统计摘要（载于《长征记录》——斯诺注），给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几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战斗，总共有15个整天从事于大规模的战斗。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间行军。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过的，在其余长达5000英里的路程中只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里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里，即将近24英里。一支大军带了辎重，以这样的平均速度通过世界上一些最艰险的地区，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据左权司令员提供给我的材料，红军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11个省份（注：原文误为12个省。），占领过62个城镇。除了击败、避开或用谋略制胜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们的各种部队以外，他们还打破了10省军阀军队的包围。他们进入并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深入到多少年来汉人军队没有到过的地区。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亚洲，只有蒙古族人超过他们。而近300年来，则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热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书中描述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个更有趣的对比是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当时他的大军被完全击溃和陷于混乱。
毫无疑问，红军长征西北是一种战略退却，不能把它看成是溃败，因为共产党最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核心没有遭到损失，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和以前一样坚强。共产党人自己宣称并且显然相信，他们是在挺进到抗日前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历史随后表明，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巧妙的宣传，应被看成是一项卓越的政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英勇的长征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经过的省份，人口在2亿以上。他们在大小战斗的间隙，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向富人多“征税”，解放了很多奴隶（其中有的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东西分给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