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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个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山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抡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午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台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的力量。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中国的一片虔心将水远铭刻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
中国医疗小组为斯诺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诺先生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个他曾教育过青生的地方。
周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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