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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象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八） 一些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红卫兵及其浪漫行为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医务界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制工作陷于瓦解的缘故。大学关闭了将近三年，中学两年，中级和大专医科的学习都中断了，教职员工星散，党对医院管理系统的领导也动摇或解体了，而1968年在军队的指导下，新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形成又很缓慢。
人们听取任何官方的情况介绍时必须留神“受骗”，这些介绍大都忽视了革命变化期间为公共卫生工作中丧失的专业时间所付出的代价。象现在这样的更加需要依靠针刺和传统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数医务工作者被派出“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去从事由别人来做将更加合适的劳动所引起的呢？不去提这个问题倒也很自然。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胜过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还不可能来下判断。
先进科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扰乱，在核武器的研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1965年9月，中国的生化学家们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制出了生物学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研究的国家。断肢的治疗继续取得进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断指、断趾、断手、断脚、断臂和断腿的再植技术，现在已予以广泛传授，在比较简陋的农村医院中也时常进行这种手术。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医院里，曾同工伤事故中断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这只手是被切断两个多小时后，从车间地板上拾起来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这只手，功能已接近正常。这一次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卫生院里，遇见了一个施行过四个断指再植手术的病人，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使用那只手了。
中国人取得的另一项技术成就，据说非西方所能比拟的，是对严重烧伤的治疗。受到三度烧伤、烧伤面积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复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有点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详细情节，在英国创伤外科学家洪若诗先生的报道中（《消灭一切害人虫！》，伦敦，1969年，纽约，1970年。洪若诗，即乔舒亚·霍恩）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洪医生于1969年归国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学和医疗工作长达十年以上。
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工业中的工伤事故是否特别多。各地工厂给我的统计数字，看来并不过高，不过自1960年以来，这一项目的全国统计数字，象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一直没有公布过。在短暂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期间（1957年），对预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过许多责难。在我再次访问的几个工厂里，随着工厂的进一步现代化，安全条件已有了改进。把工厂劳动同从高小起的课堂教育结合起来，一个好处就是能教育每个人爱护机器和如何去使用它们。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时，我们访问了一间是妇女的病房，她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癌症即绒毛膜上皮癌的恢复时期，这是生在子宫里的一种癌。这种可怕的疯长的细胞侵袭滋胚层，并迅速增长，转移到肝脏。林大夫说：“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常说，‘如果你说治好了绒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绒毛膜上皮癌。’现在我们使用一种包括化学疗法的混合疗法。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经转移，扩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宫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来为我们介绍她的同事，外科医生戴玉华（译音），戴本人就是用学疗法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宫没有取去，后来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当林大夫说明她之所以能够复原一部分要归功于信仰疗法即对毛泽东的信仰时，戴医生眼里含着泪水。戴医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的良好的意思吗？全然不是。这个孩子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我后来在陕西遇见一个农妇，她的两个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时我自然不再感到很惊奇了。不要叫我来解释：那是中国－－而且在进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志愿去农村做医务工作，在长江以南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住过半年，最近才回来。她在那里协助培训助产士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一道下田劳动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医务人员曾深入内地，在农村公社担任医务工作，并辅导这些年轻的“赤脚医生”，使能担任相当于经过训练的护士一级的工作。他们的培训（有些被送到县或城市的医院学习）费用，由他们所属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支付，他们依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大夫继续说：“农民喜欢就地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赖医院。当然，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但就小病而言，赤脚医生是适合的。他们又是避孕丸和计划生育教育的主要传送人。”
（九）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换了个地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