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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
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 （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 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 页、222—224 页。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 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 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 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 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 7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 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 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 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 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 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 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 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 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 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 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年代 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 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 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 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 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 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 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①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
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
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曼编：《中 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 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 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 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 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 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 年 以来的中国外 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 世纪70 年代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①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 （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①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 毛认为，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这样的歧途——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60年代初，中国在九篇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的罪行。②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