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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后，郑侠又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气愤反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说，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请罢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罢黜我十天后还不下雨，请以欺君之罪斩上书之臣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虽然没有表态，但无论如何，在纷纷的舆论中，他开始动摇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主动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吕惠卿为代表，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不过，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由吕惠卿辅佐韩绛，继续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王安石罢相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执政大臣，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