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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许多其他报告同样非常详细。副排长威廉·Ｆ·Ｃ——交待了他那个空降师的
战斗序列情报，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队的人数，以及他那个伞兵营的编制表。
一份报告的摘录具体介绍了美国的炮兵观测飞机如何以动作来表示必须作出的射击
修正（昂一次机头等于缩短射程一百码）。有一次，一位战俘解开了德国空军无法
解开的一个奥秘。什么战斗机武器在非洲上空将德国飞机的装甲板打穿一英寸半的
洞孔，为什么总是打穿一个洞孔？通过一次审问，方才知道英国皇家空军部分台风
式战斗机安装有机翼固定机枪，但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重新装弹设备，每挺机枪
只能射击一次。
空军过渡战俘营每天准备了一百份报告。它为空军作战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
报，空军对它的工作看起来是满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亲自表扬了战俘营
的指挥官。
西线外国空军科的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空军过渡战俘营审讯的价值
：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法以及新式飞机和武器的使用，几乎完全是通过审问战俘而了
解到的。这种了解在德军的作战活动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虑。它增加了我们在防
守上获得成功的机会， 节省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彻底的审问可为空军提供有关调动和集结变化的可靠情报， 有了这种情
报，就可以对敌军在改变主要突击点和攻击准备这两个方面的意图得出结论，根据
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对敌军的判断，最高方面就可为全军领导集团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空军过渡战俘营作为空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获得了十分显著的、越来越大
的成功。但是，伴随着成功的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反常现象。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过往的战俘和文件的多寡。过往战俘的数目，从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
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后在一九四四年达到二万九千人。
这一年的战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审问。同样，审问者的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
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约六十五人。对于空军来说，战争已经转移到德国领
空。只有当盟军的轰炸机对德国摧毁得越多的时候，空军过渡战俘营才能提供较好
的情报。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形势同前线的审问结果明显不同。较好的情报不是在战
争的后期而是在战争的初期获得的，因为在战争初期，前进的德军俘虏了成千上万
的敌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逃兵。审问者不是依靠煞费苦心的花招来瓦解俘虏的抗
拒，而是依靠一种更为厉害得多的溶剂：怕死。由此获得的情报很少具有广泛的、
长远的或背景性的价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战术情况之中。逃兵伊万·
科茨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个朋友离开了他们的哨所，向德军投诚。党
卫队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接待并讯问了他们。他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属于二九六步兵
团四连。科茨乔夫讲得比较详细。他说他一直驻扎在纳粹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前方哨
所里。三营营长科恩少校派出了一个巡逻队，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哨所，证实了科茨
乔夫的话。第二天上午，科恩把这两个俄国人带到前线，观察俄军前方哨所的情形。
然后他组织了一个战斗巡逻队去摧毁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根据科茨乔夫的交待，
辅以自己的观察，向战斗巡逻队讲清了这些哨所的兵力，接近它们的最好路线，以
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办法。战斗巡逻队晚上十一点出发，科茨乔夫随队而行。
他们身着风雪大衣，默默地前进，穿过两个星期以前被击毁的俄国坦克，在茂
盛的灌木丛中行进了半英里，找到了俄国人走出的小路。他们割断了一段电线，抄
到哨所的背后。十一点五十分，一座俄国机枪哨所问他们的口令，科茨乔夫和一个
会讲俄语的德国兵用俄语回答： “巡逻队！”机枪手们不再作声。德国兵用刺刀
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没有遇到抵抗。但是在通过后来的三座掩体时，发生了短时间
的交火。德国兵迅速战胜了骤不及防的俄国人，打死了十个，俘虏了六个。他们缴
获了武器和文件，炸毁了掩体，然后返回，人员装备无一损失。
这个插曲说明了俘虏和逃兵提供的情报的主要特点：非常具体详细，但极其狭
窄。多数俘虏鼠目寸光。整个部队的调动，上级指挥官的计划，军事工业技术的发
展，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部队单位，他们的阵地，他们的指挥官，他
们的作战经验，他们的武器，他们通往前方的路线，他们在和平时期的职业和工厂，
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全是同样重要的紧急军情。因此，德国军队——同
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是在各级部队分别审问战俘的，每一级榨取对它那一级有价
值的情报。
在战争期间，随着德国人认识到或者重新认识到迅速审问战俘的重要性，随着
可以得到更多的翻译，审问工作一直向下扩展，直到接近于战场。战前的规定，以
及进攻俄国之前的那些规定，预料主要的审问工作将在集团军司令部一级进行。在
一九三九年，只有它们才拥有真正合格的翻译。师一级的翻译，虽然具备语言能力，
但缺乏军事知识。波兰战役后举办的三个月的训练班纠正了这个缺陷。到了俄国战
役的时候，事实证明师司令部的审问产生了最有用的效果。这大概主要由于审问与
俘虏被俘之间的时间间隔更短，其次是由于到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翻译力量，而且
有情报官的指导。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审问是在师一级进行的。师以下各级指挥部更接近
于战场，在战争初期，它们通常太忙而顾不上审问战俘。即使它们有时间，审问也
很仓卒草率，由团部，营部或连部随便哪一个懂点俄语的人应付了事。但是，当一
九四一年征服了大片领土，提供了更多的翻译，前线稳定战事减少了之后，德国人
把不太合格的翻译分配给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而且常常往那里派遣一位副官或特
种任务执行官，收缴文件、指导审问和分析审问结果。同师一级的审问比较起来，
这些审问的次数是有限的，但从战俘被俘到受审问的时间间隔却要短得多。
如此强调迅速审问战俘，是因为担惊受怕将使战俘开口讲话，而一位俘虏被俘
后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心就会越来越少。当他被俘的时候，他最害怕不过了。一
想到他可能当场被刺刀刺死，就觉得不寒而栗。片刻之后，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
头。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才还想杀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动不动就推他、戳他。这时
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他们现在要拿我怎么办？”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
手中，这些敌人几分钟以前拿枪威胁，将他从睡梦中猛然推了起来，或者将他骂得
狗血喷头，或者开着庞大的装甲车碾过他的战壕，或者用步枪和机枪向他开火。如
果他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干出他们刚才错过了机会而没有干成
的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他离开了炮火纷飞、硝烟滚滚的战场，来到
比较安静的司令部，他毕竟还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头，有了这种信心，赶快
交待以图保全性命的强迫念头就会慢慢消沉。
迅速审问还有其他好处。好处之一是这样得来的情报有用途——只有及时的审
问才能使俘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俘
虏刚刚被擒，惊魂未定，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亲友和他天各一方——
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他离前线很近，因
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在意大利战区，情报官认为
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东线，战俘提供的情
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一场战斗打下来，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当前方静
寂，没有战斗的时候，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 俘虏被抓
的时候，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
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
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
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
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
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
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
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
进行审问。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
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
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
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
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
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
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
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
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
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
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
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
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
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
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
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
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
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
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
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
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
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
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
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
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
——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
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
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
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
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
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