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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夫海军少校。席姆夫性情开朗，讨人喜欢，曾经担任海军密码机构驻谍报局的联
络官和所有德国情报机构的中心联络官，同戈林是老相识。戈林接受了沙佩尔的提
名，席姆夫于是立即退出海军，加入纳粹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研究部开始在戈林的空军大楼的顶楼上工作。到了七月，
它吸引了大约二十个电报员、电话技师、密码破译员和情报分析员。它开始使用一
个邮局无线电台监听无线电广播，它从国防部那儿把窃听有线电话的那一摊工作抢
了过来，国防部至少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从事这项活动。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它不
得不搬到一个前饭店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又搬到一组经过改建的住宅建筑
物——席勒柱廊，这组房屋座落在席勒街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号，但离街面有
一段距离。以前的房屋变成了办公室，地下室里摆满了一排排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充
气管花彩。研究部一直呆在那儿，直到空袭摧毁了其中的许多建筑物，它又被迫向
一些分散的地点作了一连串的搬迁。
研究部有六个处，到一九四一年，处升为局：一局，行政；二局，人事；三局，
分发收到的请求信件和精选收到的报告；四局，密码破译；五局，情报估价；六局，
技术设备研制和保管。研究部部长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自杀，继
任人是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他是戈林的一个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个
最老家族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他自愿服役，行政局局长沙佩尔担任代理部长。当克
里斯托夫于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击落后，沙佩尔终于实现了他的野心，在一
九四四年二月担任了研究部部长。
研究部的情报完全来自电讯。（短期冒险从事间谍活动，在遭到了可耻失败后，
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尝试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闻或外交无线电报，研究部尽可
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电话通话这样一些提供的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的领域里，它
只是挑选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的那些情报。有时这样的请求指名要有关某个人或某个
组织的情报，于是研究部就监听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通话。有时这样的请求比较笼
统，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情报处要求提供
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窃听电话的情报时，需要得到戈林
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内就批准了，在情报材料上写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Ｇ，”，有时候，他不批准提供这些材料，在材料上写上“不能提供”。研究部
搜集情报的机构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许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便获得较好的无线
电接收效果，或者窃听地方上各组织之间的通话。
研究部的电话窃听机构是它的Ａ号研究站。在战争中期，这样的研究站，在大
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个，在德占区的城市也有十五个。仅在德国，他们就有一千个
搭线窃听器，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电线把各邮局的电话线同这些研究站联结
起来，多数研究站设在租借的房屋里，但有一部分就设在邮局建筑物里。在柏林，
Ａ号研究站设在席勒街，在科隆，设在康斯坦丁街一号；在杜塞尔多夫，设在邮局
大楼的第二层。在但泽，设在警察局的三层。在有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研究部干
脆接管现成的监听机构，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个Ａ号研究站有若干监听站，每个监听站负责窃听的搭线最多达二十条。当
电话通过搭线时，电灯泡一闪，监听员（被称作Ｚ员）戴上耳机窃听，并把通话记
录下来。如果通话太快，他就录音。如果通话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让另一个
Ｚ员来监听。监听完毕，他将记录整理成Ｚ员报告，通常使用间接引语，但特别重
要或有疑问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语。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的选报中
心，选报中心再将报告送给合适的估价情报的单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
通话都被录下来，等工作人员上班时再放录音。
Ｂ号研究站是无线电接收站，归研究部租借的邮局所有，并由邮局管理。研究
部最初只有一个Ｂ号研究站，设在贝利茨，后来数量增多，在德国国内有七个，
在国外有五个。它们集中截收三种无线电报：外交电报（只要能看得懂），新闻
（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以及经济电报（通常按照具
体命令截收）。他们在截收经济电报时，集中注意大型国际银行、军工企业、商船
和订有大宗商业协定的企业发出的无线电报。
Ｃ号研究站的无线电截收站监听广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讲话。在研究公开政
策声明方面，速度特别要紧：有时候，一篇讲话尚未收完，情报分析员就已经开始
对它进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的五十台电传打字电报
机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电报。它们联结一些专线，包括经过德国的英国——印度电
缆，把通过专线的每封电报都打了出来。后来在维也纳和某些电话监听机构内部也
建立了类似的单位。截收电传打字电报的是Ｄｌ研究站，它们几乎全部自动化，需
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电报的Ｄ2 研究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懂多种语言，他们多半
在当地电报局内截收电报，根据研究部总部提供的一份名单进行工作。仅仅柏林每
天仔细检查的国内电报约有三万四千封，外国电报八千至九千封，几乎所有这些材
料都是为了进行经济研究。
密码材料交给四局破译。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四局局长格
奥尔格·施罗德，这个巴不得解开使许多人在蒙特卡洛倾家荡产的数学疑谜的人，
是沙佩尔的两个最老的同事之一。这个单位当然主要破译外交密码电报，其次是私
人密码电报。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员，在霍尔瑞斯型计算机的帮助下，破译出了
他们经手的全部密码的四分之三，使他们——在战前——能够看懂经过柏林的外交
电报当中的一半电报。在战争期间，他们每月破译大约三千份截收的电报。至少在
一段时间内，被破译的密码中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密码，不过英国的
绝密密码并没有破译出来。研究部并不比其他单位更能破译俄国的外交密码电报，
但它曾经破译出乌拉尔以东各军工中心之间使用的一种俄国密码系统，研究部把这
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密码系统被破译后，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所有这些来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三局一个大的整理情报的单位，
这个单位选掉没有价值的情报，将剩下的情报送给五局的各个处，进行分析研究，
并写成报告。
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
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
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
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
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
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
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
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
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
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
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
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
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
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
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
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
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
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
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
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
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
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
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
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
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
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
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
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
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
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
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
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
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
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
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
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
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
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
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
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
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
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
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
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
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
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