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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场与我目前的活动进行交流，从而以一种使需要或意图启动的有序活动成为可能的方式引导它。再者，从动力学上讲，不论我需要的那本书处于我的知觉场之内的书桌上，还是处于房间一侧的书架上，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为什么这种理论不是联想主义的
但是，这难道不是联想主义吗？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称意味着什么。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潜伏学习”的实验。这个实验与托尔曼的著作有联系，因为我是首先在他书上读到的。因此，有关该实验的观念再现了这本书的观念，而这本书又联系到了我把书放上去的那个书架，从而产生了书架的观念。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书架的观念又与其他许多观念相联系，例如，与我的书架上所有再版书本的观念相联系；这些观念或其他一些联想的观念是否会再现呢？一点也不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到书架旁伸手取书。托尔曼的书与这个活动相联系吗？如果没有联系，那么，根据纯粹的联想主义原理，我为什么站起身来？在提出这种联想主义解释时，我并未考虑以下事实，即整个解释赖以存在的自发再现是一种极少发生的事。即使这样，该解释未能说出它究竟表明了什么。就算我的最后活动需要某种其他的解释，那么在此之前的事件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对托尔曼书籍的观念再现了书橱的观念，既不是许多夜间专题讨论会上我对它进行讨论的观念，也不是我对它进行回顾的观念（这种回顾通过“频因”和情绪强度而得到青睐）呢？这肯定不是一种偶然性，即此时此刻书架的联想被证明是最有力的联想，而在其他时刻，完全不同的联想将占支配地位，我在这些场合里不会想起书的位置，只是想起书的内容，或者它的作者，如此等等。当然，我不能想起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东西，除非“托尔曼痕迹”与所有那些其他的痕迹相联结。但是，这里既没有联结的事实，联结也没有被证明是联想的类型。总之，如果人们把我对上述活动的解释称之为联想主义的解释，那么便是回避问题了。联想是一种不明智的假设，它假设了一种意义，使之实际上与经验同义。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例如一种发生学理论（genetic
theory），正是由于那种原因而成为一种合宜的理论。由此看来，它是对联想主义的巨大依恋。但是，联想远非经验。它是妥善处理经验的一种方式，是用科学方法处理经验的一种概念。因此，对联想主义的批判（不论如何否认它），却不是对发生学理论的拒斥。我相信，除了联想概念外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妥善地处理经验问题。
有关记忆的一些早期实验
在许多方面，上述关于联想学习的讨论还是不完整的。它尚未提及大多数早期实验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些早期实验的理论意义至少是十分模棱两可的。让我们以约斯特定律（Jost’s
law）中表述的事实为例：有A和B两个系列的无意义音节，在这两个系列中，A的学习在B的学习之前若干时间进行，A的重复次数要比B的重复次数多，按照测试它们过程中运用的方法，A和B的排列也是不同的。运用配对联想方法，＋B可能成为保持得较好的音节系列，而通过节约法（savingmethod），A可能表现得更加优越。传统的解释是单因素（one－factor）的解释，这与只知道一个变量（也就是联想强度）的传统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联想的平均强度在A里要比在B里更强些，因此，A系列的无意义音节可以更容易地被重新学习，而个别位于阈上的（supraliminal）联想，也就是说，它们的强度足以产生再现的联想，则在B系列里更大些，这说明了配对联想中它具有优越性的原因。但是，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似乎也忽视了情境的动力学。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俟痕迹与过程进行了交流——这在我们的术语中是与旧理论相等的——痕迹便会对过程发生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过程与痕迹之间的交流情况。第三个问题是，新的重复对存在的痕迹系统的影响。在我看来，单凭第一个问题，这些事实似乎不大可能找到它们的解释，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实验证据去确定这一点，我将略去这些效应，以及其他一些效应。
但是，我们关于联想学习的讨论之所以很不完整，还由于以下原因，即我们的讨论对上述列举的第二个问题尚未作出回答，尽管我们一再遇到过这个问题。然而，它还不是一个专门涉及联想学习的问题。在我们关于技能获得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对于再现问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明显的。因此，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转向这一新的记忆成就。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第十三章
学习和其他一些记忆功能（Ⅱ）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再认理论及其问题；过程和痕迹之间交流的原因；相似律；其他定律。新过程的唤起——思维：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两个步骤；M．R．哈罗尔的实验；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顿悟”；知觉中的组织和思维的比较；实验研究；原始的重组；效果律。我们的行为图景：智力；重组的不同类型。
再认以及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问题
“再认”（recognition）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恐怕不大容易进行界定。例如，我把一支铅笔再认为一支铅笔以及我把我的特定铅笔再认为我的铅笔；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效应只有当我在其他铅笔中看到我的铅笔时才会发现，而不是当我把铅笔从口袋里拿出来时发生。麦考迪（Maccurdy）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我在伦敦遇到我的一名学生，我认出了他；可是，如果我在剑桥大学的讲堂里遇到同一个人，我不一定会认出他来，尽管我知道他在那里”（p．113）。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区分“类别”再认（class recognition）和个体再认（individual
recognition），其次，必须区分明显的再认（ex－plicit recognition）和含蓄的再认（implicit recognition）。所谓明显的再认，具有麦考迪在伦敦遇见他的学生的特征，所谓含蓄的再认，意指他在课堂里遇见他的学生。在我看来，如果说后一个例子中没有发生任何再认，那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如果我或麦考迪被问起，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班组里的这个学生或那个学生，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认识”，这个回答并不假设该问题已经改变了对学生的知觉（perception）；我的肯定回答是知觉的直接产物，即便它缺乏那种在不同的环境中（例如在伦敦）会有的熟悉感。
我们仍须处理不同的情况，而再认理论则不断发现它被那种困难所牵制。冯·雷斯托夫（Von
Restorff）已经指出，类别再认和个体再认之间的差异无法使麦考迪毫不含糊地去评价她自己的量化结果。
再认理论及其问题
曾有一段时间，再认成为心理学中的主要问题。卡扎洛夫（Katzaroff）在1911年发表了论述这个课题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列举并讨论了14种不同的理论。对于每一种再认理论来说，总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突出的：一个物体A不能被再认，除非某个物体A’曾经在先前发生过。除了惠勒（Wheeler）的理论之外，按照任何一种理论，这意味着当前的过程处于一个A’痕迹的某种影响之下。惠勒的理论在应用于再认方面比之应用于回忆方面要少得多，这就是我的理解。问题是：这种影响属于何种类型，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影响，也就是说，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为什么过程与痕迹A’相交流？1906年，舒曼（Schumann）在调整了有关阅读心理的实验研究后说：“今天，下列的假设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也就是说，在再认的活动中，对某个物体的先前知觉的意像（images）重新得到激发，与感觉（sensations）相融合，并为知觉过程提供它的‘熟悉性质’（quality
of familiarity）”（P170）。按照这种观点，再认可以用同化（assimilation）来解释，然而，由于我们已经拒斥了同化的假设（第3章，见边码，p。103），我们不会接受关于再认的这种解释，但是，我发现巴特莱特（Bartlett）对这一假设的评判过于苛刻了，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毫无结果的假设的明显例子，它不可能被证明或反驳”（p．192）。这是因为，除了它的特定形式以外，该假设还主张在现在发生的过程和先前过程留下的痕迹系统之间存在一种联结。这种主张尽管像我们所有的生理假设那样，经不起直接证明的检验，但却找到了一些事实来作为证明的依据，如果没有这些假设，这些事实将得不到解释。舒曼本人经常指出这样的事实，如果把一个由25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在视速仪里呈现出来，其各个部分便能清楚可见，而且，这个清楚地看到的单词可能或多或少不同于实际呈现的那个单词，反之，对25个互不联系的字母来说，充其量只有一小部分能被清楚地看到。当然，我是赞同巴特莱特的观点的，如果他单单把批评用于感觉和意像进行融合这一假设的话，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必须为舒曼辩护，即在他的报告发表之时，尚无人看到过程和痕迹之间进行联结的可能性。
卡扎洛夫和克拉帕雷德的理论
在再认中，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过程受痕迹的影响最小是任何一种再认理论必须作出的假设。但是，卡扎洛夫认为，这种最小的影响是不够的，对此克拉帕雷德（Claparede，1911年）予以有力的辩解。克拉帕雷德提供了一些例子，其中无疑发生了痕迹和过程的联结，但是再认却未能出现。他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催眠后暗示，取自柯尔萨科夫综合症（Korsakoff
syndrome），这种综合症以极度的记忆缺失为特征。他指出，柯尔萨科夫的病人一方面在再认的成就和随意回忆（voluntary recall）之间存在不一致，另一方面在再认的成就和医院里的定向之间存在不一致。前者可能完全丧失，而后者则可能仍然正常。这样，一位女病人对医院的定向可能完全良好，例如她可以找到去厕所和卧室的路线等等，然而却不能认出她的护士，尽管护士已经服侍她达六个月之久。如果护士问她，她是否认得她，女病人会回答说：“不，女士，我敢用荣誉打赌，我不认识你”（克拉帕雷德，p84）。我之所以重新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表明缺乏再认将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课堂里的那个学生的例子多么不同。根据那次讨论，克拉帕雷德的病人的回答表明缺乏个体再认，而不是缺乏类别再认。实际上，正如麦考迪指出的那样（麦考迪自己的观察充分证实了克拉帕雷德的观察），护士不仅作为一名妇女被再认，而且还作为一个需要尊敬的妇女被再认。克拉帕雷德用这些病人开展了实验；麦考迪重新做了一个特别简练的实验。我在这里把它省略了，并代之以麦考迪本人提供的一个富有独创性的实验：“我向病人讲出我的全名和地址，可是，过不了几分钟，这些全被‘忘得’一千二净。嗣后，我向被试提供一份有10个基督教名的名单，一份有10个姓的名单，还有一份涉及街道数目和街名的名单。要求被试从这些名单中猜测哪一个是我的名字。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猜测的结果与正常被试用这些材料作有意记忆时得到结果几乎同样正确。但是，被试所保留的反应仅仅是一种猜测，它并不与任何‘我’的感受相联系；无论在什么场合，病人并不认为他有理由说出为什么从名单中选出这个名字而不是那个名字。”（p．121）在这实验中，令人注目的一点是（正如克拉帕雷德从事的那些实验一样），新过程——“猜测”——肯定与实验之前提供的信息所留下的痕迹相互交流。这已为选择的正确性所证明。不过，尽管过程与痕迹进行交流，它却缺乏再认，正确的选择是在没有确信的情况下作出的，它们以纯粹猜测的形式出现。因此，单单交流是不够的，还必须补充其他因素，这种因素是由卡扎洛夫和克拉帕雷德发现的，麦考迪或多或少地同意他们的解释，也就是对“我的感受”的解释。用卡扎洛夫的话来说：“人们都可以因此作出这样的假设，熟悉性感觉（sentiment
de familier）伴随着一种反复的感觉，前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