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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时，与组织得较好的已完成的任务相比便居于劣势。我们在第13章（见边码p．621）里将引证更多的证据。
清晰度的复杂性和生存价值
如果我们把痕迹的生存价值作为对其稳定性的一种测量，那么，我们便不能简单地将清晰度与稳定性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我们不仅忘记了混乱的体验，而且也忘记了我们能达到的高度清晰的体验。人们无法重复一种论争，尽管他在倾听这场论争时对它充分地理解，这也许是大家共同的经验吧！我发现，在数学领域，这种情况尤为令人惊奇。人们可以完全理解一个证明，但是却无法重建这种证明，尽管他记得一二个证明步骤。
这类观察已由实验所证实。苛勒发现，当黑猩猩达到它们的能力极限时，它们将不再“学习”，也就是说，它们将以同样方式向问题发起冲击，而不管以前它们曾经把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用一枚长钉子举起一只圆环。当黑猩猩心情好的时候，这个问题有可能“理智地”被解决，然而，仅凭重复，动物的操作却得不到改进。
这些事实不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从中可以推知出我们的理论。属于高度复杂类别的清晰度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出来，当有机体通过它的“态度”补充了部分的有效力量和充分的能量储备以后，这种清晰度才能得以产生。这些过程的痕迹，由于缺乏这些补充的自我一力量（Ego－forces），因而是不稳定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将或迟或早地瓦解，部分系统丧失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结，于是整体便遭破坏。至于一种清晰度能在不丧失其稳定性的前提下达到多大程度的复杂性，这有赖于它得以产生的那个系统。我们所谓的智力差异（differences
of intelligence）可能存在于稳定的清晰度的差异之中，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讲，智力也会是经验的一种功能，因为一个组织的稳定性将有赖于业已存在的痕迹结构。
一种新关系的学习
让我们回到主要的论战上来，讨论一下非运动的记忆功能的第二个例子，尽管我们目前关于非运动的记忆功能的假设是不充分的。达伦巴哈于1926年就一种关系的学习发表了一篇短文，该文在1929年被一项正式的调查所替代，这个调查是由达伦巴哈和克里泽（Kreezer）联合进行的。达伦巴哈问自己的6岁男孩，他是否知道“相反”的意思是什么。他拒绝接受男孩对此所作的消极回答，他要他首先举出“好的”反义词，然后举出“大的”反义词，结果男孩的答案分别是“男孩”和“男人”，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然后，他将正确的答案告诉男孩，并继续问他关于“黑”、“长”、“肥胖”、“少量”等等的反义词。现在，男孩便立即作出正确回答了。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后来为克里泽和达伦巴哈的调查所证实，他们对一百名儿童进行调查，以此作为整个例子中的一个例子。在本章中，我们对孩子在“理解”这种关系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不感兴趣。我们的观点是，孩子在这种“理解”以后可以做一些他在先前不能做的事情。由此可见，孩子的大脑肯定被这种理解过程改变了，从这种理解过程留下了一种痕迹，该痕迹的性质成为孩子新行为的原因。那么，这种痕迹必须像什么东西才能产生新的反应呢？这个问题自然产生出另一个问题（正如那张“脸”的图形的事例一样）：这种具有其特征的痕迹如何决定新的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重提这个问题，届时我们将讨论记忆功能本身而非痕迹。然而，第一种功能属于我们目前的讨论范围，正如从脸的图形的讨论中所产生的同样问题一样（见边码p．506）。此时此刻我们无法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痕迹理论确实面临着一个极具重要性的困难问题，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便无法了解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存在于先前过程的简单重复之中。我可以补充的是，学习一种关系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见边码P．460）一首乐曲的转换例子有关。
发展痕迹理论以适应这些情况：痕迹决定“场”
让我们概述一下三个例子的讨论情况，这三个例子是运动技能、知觉和关系思维。我们可以说，新的操作发生在一个由先前的经验决定的场内。具体地说，我们必须认为，当前过程的场是由先前过程的痕迹组成的。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的话，我们至少拥有若干实验证据，它们能使这些过程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一个过程是由该过程得以产生的较大场的本质所决定的，这已在前面得到证明。我仅仅回顾一下证明这种效应的若干视错觉（optical
illusions），并补充一个例子：知觉运动的方向有赖于环境场，这是由安妮·斯特恩（Annie Stern）通过盲点（blindSpot）的运动而证明了的。如果场被直线框住，或被明晰地限定，那么运动便是直线形的；如果框架或清晰度是曲线形的，那么，运动也追随曲线的形状和方向。我本人发现在普通的似动运动中也有类似的效应（192年，1931年，p．1185）。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对知觉过程产生影响的场是一个知觉场。不过，我们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有效的场也可能是痕迹场（trace
那个变形的圆上面的凹痕（即梨形的上半部）是与第一次展示中那个三角形的两只角的位置相一致的；由此可见，由圆的刺激产生的形状肯定是由在此之前存在的三角形的新鲜痕迹所创造的场决定的。
然而，在第二个实验中，如图
109a和b所示，首先向被试展现如图109a的两根线。他看到短臂转向右方。然后，在相继展示中，短臂和长臂之间的角度不断增加，直到两条线达到如图109b所示的位置时为止。现在短臂继续转向右方，可是，如果没有先前的那种展示，它现在将转向左方了。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都涉及痕迹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波及的时间比哈特曼实验所表明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在两个例子中，这种影响被理解为对场产生的影响，而新的过程则发生在该场之内。这种场是被这样组织的，即通过对新近痕迹系统产生影响，迫使单一的兴奋移动，或者使之有利于一种运动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作为一种过程的运动已经留下痕迹，该痕迹在场的邻近部分以下述方式对场产生影响，即在“正常的”场不会产生运动过程的那些条件下产生运动过程。“邻近部分”（neighbourhood）这个术语在这里用来意指“时间轴”（time
ax－is）的邻近部分（见边码p．452）。如果我们在普通的空间意义上使用“邻近部分”这个术语，那么我们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这可以用威德海默的其他实验来加以证明；因此，事实是，如果有两个空间场，一个空间场里发生了运动，另一个空间场里不发生运动，那么在前面的场内，一处发生的运动就更容易引起（或容许）其他地方发生运动。这一事实用两种方式支持了我们的痕迹理论。一方面，它使得关于后效的场的解释不再成为特别新的假设；相反，它重新联结了“空间场”和“时间场”。另一方面，它告诉了我们有关特殊痕迹系统的性质，这些特殊的痕迹系统是与后效有密切关系的。如果原始的运动场具有特别有利于运动发生的特性，而且，正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如果痕迹保留了兴奋的动力特性，那么，运动场的痕迹就会具有使运动场本身突出出来的同样特性。这样，我们便成功地把一个痕迹特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过程场的特性问题。这一问题中存在的固有困难便不再是一个痕迹理论的特殊困难，而是从属于场组织的理论了。
在该图形中，具有等同标准的成员之间的距离比具有连续标准的成员之间的距离要小得多（
a1b1＜b1a2，等等）。根据这一图形，人们可以形成一些新的图形，方法是将a1a2的距离（一般来说是akak＋1）保持恒定，然后将其他距离（akbk和bkak＋1）加以变化。采取小步原则，人们可以达到一个点，在那里后者的距离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点彼此的距离都相等；接着，相等标准成员之间的距离比连续标准成员之间的距离要长一些，直到最后，相对距离被完全颠倒过来，图形中的a1b1可以等于第一张图形中的b1a2。将这一系列图形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示给观察者，出示的顺序既可从第一幅图形开始，也可从最后一幅图形开始，观察者的任务是指出自然的分组（natural
grouping）。在该系列的某一点上，如果被试是从第一系列开始的话，这种分组将从a1b1转向b1a2，不过，如果被试是从最后系列开始的话，那么，这种分组便会从b1a2转向a1b1。问题是，这种变化会在系列的哪一点上发生？一般说来，分组往往在中性图形（即点与点之间距离始终相等）通过以后的某个时间里发生；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系列的呈现具有下述的效应，即分组将会一度违背接近性（proximity）而发生，但却与先前的分组相一致。我们必须再次假设，先前分组的痕迹系统的动力特征对场产生了影响，在场内发生新的分组，这就是决定新场的痕迹中的分组特征。
这些实验证明了痕迹对知觉组织的一种效应。它们与知觉记忆的例子直接相关（例如，对人脸的知觉记忆），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原则上说，这种情况与上面描述过的威特海默实验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事实除外，也就是说，在上述实验中，图形的相继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对来说较短，而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时间间隔则可能长得多，而且还有大小的不同顺序。然而，这一差异并不影响我们的直接问题：产生这一效应的痕迹本质。当我们面对一个旧的痕迹如何影响一个新的场时，这个问题便产生了。痕迹的本质肯定是这样的，它能产生某种场条件，在该条件下有些组织比另一些组织更有利，而痕迹的这种特征肯定直接产生自原始过程的动力。
关于痕迹本质的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我们的其他两个原理——即运动技能和思维关系。在这些例子中，正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一样，问题仍然是新的场如何能受到旧痕迹系统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新兴奋如何在大量痕迹中选择出会影响它自己场的痕迹来，以便为这个痕迹提供实际上能实现的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我们的讨论已经取得了成果。它表明，我们的痕迹理论（至少原则上说）能够处理一些效应，这些效应是在我们提出该理论时没有被考虑到的。此外，我们对该理论的新发展意味着，痕迹的效应可能不同于原始过程的再现。如果痕迹直接决定一个事件的场，那么，它就不会完全决定事件本身。这种思路也会在下一章里面得到继续。
毫无疑问，我们业已达到的结果尚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我们仍然没有详尽了解痕迹必须具有哪些特性才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即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一般的原则。心理学仍然处于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状态之中，意识到这种令人不满的状态，提出问题，并对该问题不作答复，这才是苏格拉底（Socraic）式的收获。我在先前的著述中（1925年）介绍过“格式塔倾向”（gestaltdisposition），作为一种描述这种现象的解释性术语。一种格式塔倾向是一种格式塔过程的后效，通过这种后效，有机体会产生类似格式塔性质或完形性质（formal
nature）的过程，这是有机体先前所不能产生的，而现在却更加容易产生了。于是，格式塔倾向的概念标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痕迹理论的框架中，在我们根据痕迹来了解格式塔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它提供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痕迹和自我
在指出了我们痕迹理论中的这些欠缺之后，我们将通过捡起第八章（见边码p．331）开始的线索来尝试弥补另一个欠缺。我们在那里发现，有必要假定一种永久的自我（Ego）基础，这一基础（作为一个分离的单位）是一个更加扩展的基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自我环境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们的痕迹理论在并不涉及以往结论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然而，就其自己的模样来看，可以这样说，它说明了环境基础的原因。那么，永久的自我又该如何迎合我们的理论？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把永久的自我基础建立在我们关于组织的一般原理之上。现在，我们可以为它提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