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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夏-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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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蚶锅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的比伙计们体面些,
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
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1948年12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271 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配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滩烂肉酱!”“他是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
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份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掉,只给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对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惟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50年11月间。
    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
…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份?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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