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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以后去找他，对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要保持沉默。恩斯特为此很佩服他，并
对我说：“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没有比罗尔夫更好的人；对于我来说，
这是个巨大安慰。”当他们俩人商议我的前程时，我一言未发。我不想为孩子而撒
谎，关于工作，去哪个国家，与谁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到哈尔滨我才能得到去苏联的旅行签证。我与恩斯特约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
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尔滨，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问自己，是
否到最后一刻我要倒霉呢。
一切顺利。恩斯特并未受到指问。×先生后来也获得了自由。凯泰的表现一定
很出色。回到苏联以后，她获得一枚高级勋章。遗憾的是她当时失掉了已经怀孕8个
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见到她，还在那里结识了她的丈夫，
那个×先生。
在火车上的漫长旅行中，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
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欢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突然中断，不论走到哪里，他都
能迅速适应。在旅途中惟一令他伤心的是，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设法与人用德
语、英语、汉语交谈，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一只猫喵喵地叫着穿过站台，
这个四岁的小家伙悄悄地说：“猫比人聪明，它们都说一种语言。”
卷四
到达莫斯科时，有人来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报局大楼热情地欢迎我。他说我
面带病容；比起18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我的体重减轻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医生，
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谈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询问了罗尔夫的情况。然后他建
议我跟罗尔夫一道去波兰。安德列丝毫不知道我与恩斯特的私人关系；关于孩子的
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刚才还以热情的语言谈了罗尔夫的情况。安德列记起来，
我当初是反对离婚的，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个充满人性的，合乎逻辑的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次怀孕也不会使我陷入一种需要帮助的处境，在
这九个月里我的身体状况大概会一直这样下去。我并不惧怕单独承担要求我做的工
作。现在到处都有在外国忍饥挨饿的德国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开的家庭。我
可以一个人去波兰。罗尔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居住在一起。我当然
知道，罗尔夫凭着他的职业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体面得多的公开身份，而他第一次为
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与我在一起，对于他来说肯定会更有益处。有两件事情令
我担心。在某些方面罗尔夫显得天真，做起事情来容易从错误的设想出发，他就是
凭着这样的设想，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厦。这样会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
他是个软心肠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个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他处理危险事
情是镇定自若的，不会耽误事情，不会像某些粗鲁之人那样，轻易丧失理智。他的
风度，尤其是他对待女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礼节，使他在资产阶级社交界出现时，
很容易讨人喜欢，许多门路都向他敞开着。
我同意中央的计划，去波兰，罗尔夫的事情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我已经不记得，
我走以后，他在去欧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见了在莫斯科的朋友们，他是否并未停留便
去了伦敦，我是在那里向他传达了建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
不让我单独行动。
尽管罗尔夫给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带过发报机零件，作为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
艰苦条件下经受了多年考验，但我从未向他讲过我在上海的工作。里夏德·左尔格
被杀害以后，他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不是通过我知道的。经他手装修的那家
照相器材商店老板，在地下工作中与我有联系，罗尔夫是在若干年后出版的那本关
于左尔格的书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最后去拜访了通讯学校，也看见了马莱克，他是我们班
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后我带着米沙去列宁格勒，从那里搭乘轮船用了五天时
间去伦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厅里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来，海上刮起大风。照
理我也应该采用同样方法，把米沙的夜壶固定起来，它像装上发动机一般从船舱的
这一个角落滑向另一个角落，直到破碎为止。我晕船太厉害，无精力去顾及它。
我的父母在伦敦码头迎接我们，我已经五年的时间未见过父亲和妹妹们，现在
我终于又见到了他们大家，在我们之间立即又恢复了旧日那种真挚的关系。最年轻
的莱纳特只有12岁，便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与我们不同的温柔的萨碧内已经17岁了，
她是惟一继承了母亲的美貌的人，在这方面我是最吃亏的一个。23岁的“哭百精”
聪明，好虚荣，有责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岁，已经在瑞士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对
待当前的职业始终是那么勤奋和热情。于尔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伦敦。
对于我来说，现在这里就是“家乡”。与施拉赫滕湖畔的别墅相比，伦敦NW3号
要寒酸得多，那里有许多房间和一个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园，父母亲在这里仅住着
三个破旧的房间。当然，大家都想念我们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房子，想念我们熟悉的
那个环境，但是不论父母亲还是妹妹们都并不过高估价物质财富。即使这处住宅也
由于父亲的学术工作而获得了它应有的气氛；他的写字台上摆满上千页洁白的纸张，
上面写满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匀的手迹。
在摆放父亲书架的地方，墙上悬挂着母亲那些颇有艺术造诣的油画。每个星期
天这个由女婿和孙辈们扩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时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
母亲做起饭来，像她做画一样，厨房里那种特有的杂乱无章，可以与施拉赫滕湖畔
她那间画室相媲美。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次星期天聚餐会，对于妹妹们未来的丈夫们来说，大概不会
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女婿作为外国人偶然闯进一个家族部落，现在突然陷入这个部
落的重重包围之中。机智的语言和思想火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自己或许也梦
想着做出某种类似的姿态，以便赢得大家的赞赏。但是他怎么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
做出反应呢？当他尚勉强地对前边说的俏皮话做出某种笑脸的时候，别人已经又在
细心倾听父亲那智慧的语言，准备开展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了。这6个孩子对待他们
母亲的那种失礼的言行，一定同样令他感到震惊，直至他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充满
了爱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时包含着尊重。母亲是惟一一个试图为女婿创造一种正常
谈话气氛的人。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当这位未来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里时，才能
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不久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姊妹们待所有的女婿们
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们只是疏远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执意要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虚荣心，使他们的进步思想失掉了光辉，毒化了我们
之间的关系。我们其余的人都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奥罗（奥尔迦·穆特）始终是家庭中的一员。奥罗不是别名，我从三岁起就这
样称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后来我们家当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们大家不可
缺少的人。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是美满的，她是一个快乐而漂亮的女人，兴趣广泛，
知识渊博。如果孩子们身上发生了某种严重事情，母亲会满怀爱心和牺牲精神地照
料他们，孩子堆儿里有着足够的日常小麻烦，但是生活中一切实际的小事情全都由
奥罗负责处理。除了洗洗涮涮，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饭之外，还要关照较大的孩
子们按时上学，生病时照料我们，替我们绑扎碰破的膝盖，调解纠纷，用她那甜美
的声音唱儿歌，为我们缝缝补补，编织钧结。她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的父亲曾经
在皇家海军里当过水兵，她是在普雷池军队孤儿院里长大的。奥罗一生未婚，我们
6个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很想独自扶养我们。有时她跟母亲发生口角，然后
她会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人。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失掉了条理和奥罗的巧手，直到有一
天她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没有孩子们我无法生活。”
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政权，并来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时，她勇敢地护卫
了这个家。父母流亡时，奥罗离不开他们，她也跟着走了。于是我在英国又见到了
她。尽管她没有任何基本理论知识，在政治上却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我告诉家人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大家高兴极了。直截了当地说谎是没有
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罗尔夫。我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于尔根。他
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们当中只有最小的莱纳特住在家里。奥罗打心眼儿里喜欢莱纳特，但是她
觉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们的母亲做了，所以她请求我把她带到波兰去，她非常
喜欢我的孩子。罗尔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我们到达华沙的那一年，皮沃苏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兰建立了一种非
常反动的专政。他死后没有多少变化。政府依旧是反苏的，共产党被禁止或者是半
公开的，皮沃苏德斯基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协定。这个国家充斥着沙文
主义，并与排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状况很糟糕。
当我研究这个国家日益向我们逼近的危险时，绝对不是对事态的夸大，我们理
所当然地要尽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对这些危险。
倘若我们充当情报员的活动被发现，我们会遭到比判处重刑更糟糕的下场，我
们会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国。就在我们到达波兰的同一年，盖世太保从巴西政府手里
引渡了奥尔迦·贝纳里奥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屡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时，
他一再问起我的下落，而且总是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会捉到她。”
在赴波兰的路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范围并不广泛，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在这
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跟，获得居留的许可，找到能掩护我们的工作，组装起电台并
与苏联建立起联系。
最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简单。
在那个时代获得居留许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流亡者从纳粹帝国逃
往世界各国，波兰则实际上封锁了它的国界。
我们开始尽量从罗尔夫的职业出发寻找生活过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
富裕，思想进步的西尔库斯夫妇。他们友好地支持我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帮助对
于我们是何等重要。我特别想到西尔库斯太太，她是个聪明而古怪的女人。
数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名宇，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华沙城
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尔库斯夫妇给罗尔夫介绍了一位职业上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留
下来。人们没有把我们推出去，而是每一次仅给我们10天的签证。我们决定不为此
而伤脑筋，而是开始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找一个自己的住宅，把电台架设起
来。
1936年2月27日，我们迁往阿宁的一栋两家合住的房子，它位于华沙郊区。最上
边的一层只有在夏季才有一对老年夫妇利用。男人是军队上的上尉。这对我们似乎
不甚合适。
我是第一次独立地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我十分担心能否建立起联系。我们想同
随便一个苏联机构的代表建立联系，但未成功。我学着恩斯特的样子，把发报机装
进一个留声机的空壳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是第一次在这栋住宅里，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操作电键的，
它的下部分还是那根刻有美丽格言的中国尺子，它跟着我周游了世界，现在用它来
熨平我那些各种长度的稿纸。
我呼叫了两分钟，然后打开接收机，那是一种奇妙的轻松感觉！在第一次呼叫
之后，立即得到了回答。我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在回话时变得语无伦次，揿错了
电键，这是通常不曾发生过的。
我们开始住下来以后，我所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是波兰的经济和政治。我为自己
不能下功夫去研究我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感到既不自然又无聊，且不说这种研究对
于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学习波兰语言，却忘记了我花那么大力气学会的中文。
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