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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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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许多情况,如果再花些
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报纸,会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初我们丝毫不理解
波兰的新闻。
    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为了工作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
好的联系,西尔库斯给我们介绍的那位建筑师,表示愿意接受罗尔夫作为合作者,
并支付一笔不多的报酬。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本来的任务。不过还有一个困难,
我们始终尚未得到长期居留的许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关跑,去申诉理
由,听人家训斥,保持礼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请延期。
    致父母的信:
    ……尚未批准年度签证。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短期签证。罗尔夫几乎天天跑签证
处,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关系,由我们的熟人西尔库斯做保证人。每个人都告诉我,
说这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罗尔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
    ……我们的问题必须在这几天里做出决定,天晓得已经跑了多少遍。罗尔夫肯
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张,去过各种不同的负责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罗尔夫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这
些半法西斯主义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这种镇定和具有这么多的灵活性。
    不管怎么说,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年的签证就这样,罗尔夫在
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办理签证和使我们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见过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来到了波兰。他定
居在卡托维兹或者波兹南,他要与西里西亚建立联系,还要亲自在这个国家建立一
个情报员小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应波兰的生活。我每个月与他
会面一次,给他出出主意,帮助他向中央转递他的消息。他的工作运转起来以后,
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了。
    我们把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关于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联系,具体情况我一点都
不知道。
    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并不容易。我在给家里写的信里这样写道:
“……华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国相比,欧洲是无聊的。”
    我的生活摆脱了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些事情,现在没有什么能代替它们。罗尔
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对方,没有争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儿子,但
是我觉得压抑,”罗尔夫一定也不轻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还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亚的同志会面,我一直盼
望着做这样一次旅行,因为克拉科夫是个美丽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
教堂和那些纺织品商店。可是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
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层的狭小而又未生暖气的饭店房间。我必须尽量克服自己的坏
情绪,心想多么可惜,未能两个人等待孩子的降生。饭店房间的对面有一栋房子,
一个男人侧身站在窗前,突然一个姑娘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活得多么滋润啊。
    1936年4月27日,雅尼娜诞生在华沙赫米尔纳35号“奥皮耶卡”医院。她是一个
结实漂亮的孩子。5月1日,当尼娜 '注' 降生4天,我在房间里喂她奶的时候,突然从
大街上传来音乐声:国际歌!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我站起身来,怀里抱着孩子向
窗前走去。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是乌克兰契克太太,主任医生。她眼望着楼
下的大街对我说:“我的女儿们也在里边。”
    在后来的年月里,有时我问过自己,她和她的女儿们是否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
区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尼娜正是生逢其时。白天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可以离开医院,在夜间的电报里
我附加了一句:我生了一个女儿。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14日
    ……当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森林里的房前放着一辆婴儿车,里面躺着一
个小人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快乐……
    ……米沙很喜欢小妹妹,当他看到我在他身旁时非常高兴。今天我告诉他:
“我们要偷一次懒了。”他说:“什么是懒,我知道,可什么是偷呀?”
    奥罗给了我极大帮助,她被雅尼娜迷住了。
    罗尔夫正忙于一次竞赛,这是他以另外一个建筑师的名义进行的,这场竞赛当
然没有荣誉,但可以得到一些钱。
    对于我来说,有奥罗在这里,可以减轻许多的精神负担。在中国工作时,我常
常为米沙而担心和不安,现在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当然会产生矛盾,我当时对这种
矛盾的程度还是估计不足的。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
    ……米沙只习惯于跟着我,一点都不喜欢奥罗。他常常暗示奥罗回伦敦去,因
为现在常常是奥罗照顾他,而不是我。他哭,不听话,一旦我走进屋里,他便立即
喜形于色。有时奥罗会伤心地掉眼泪,她是那么喜欢米沙,可就是无法赢得孩子的
爱。
    事实证明,在波兰只有举行洗礼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张出生证,于是我们只好把
雅尼娜带到教堂去。于尔根曾于1936年7月来探望我,在我的请求下,他做了孩子的
监护人,奥罗是另一个监护人。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教堂
执事居然把于尔根的职业登录成“统计员”,而不是“统计学家”。
    我带着雅尼娜离开医院回家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瓦尔特从
上海来拜访我们。他回欧洲来度假,在我们这里住了几天。我没有询问他工作中的
细节,他也没有询问我,但是,我们谈了上海和波兰的政治形势,他讲述了我们那
些熟人的情况。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联络点,是在但泽 '注' 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
小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迁往但
泽去几个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这个小组。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他们和中央之间转达
过消息。
    1936年底,但泽按照官方说法,仍是一个“自由市”。
    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这里的纳粹分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重复着他们在德国所
做的那些事情。但泽的“一体化”作为“并人帝国”的前奏,属于希特勒的战争准
备,它在德波走廊里对于苏联来说是特别危险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残酷的。
    市长是一个叫格莱塞尔的纳粹分子,他是受纳粹市党部头目弗斯特领导的。国
民议会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
要么被囚禁起来。德国共产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数百名党员被投入监狱;德国
社会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出
现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悬挂在办公室里,对波兰人实行恐怖统治,犹太
人遭到恐吓、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开但泽。当我在奥利瓦区一个美丽的公
园里坐到一张椅子上之前,或者走进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须看看有没有禁止我这样
做的牌子。朗福尔一家咖啡馆把事情做得特别彻底:“犹太人、波兰人和狗不受欢
迎。”
    波兰政府按照宪法是有权参与但泽的事务的,却很少去保护那里的波兰少数民
族,许多波兰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教师和工人只得自己起来为自己在但泽的权利
而斗争,并抵制纳粹的迫害。
    当人们就纳粹肆意违背但泽宪法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时,后者却解释说“不宜
介入但泽内部事务”。于是希特勒可以肆无忌惮了。冲锋队、党卫队、警察和从前
的军人联合会都在有计划地准备下一次战争。德国和波兰共产党人开展地下工作,
进行积极的抵抗。他们当中活下来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在但泽的德国共产党人存活下来的,大约
只有65人;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我国海滨的一些古老城市里,在罗斯托克、格莱弗斯
瓦尔德、施特拉尔松和格雷威斯米伦。
    自然,我只与我们那个只有大约六位同志的小组保持联系,他们都是定居在但
泽的工人。他们搜集情报和准备反对纳粹的实际斗争。但泽造船厂制造潜水艇,从
但泽出发把军火运往西班牙。那些重工业工厂全都为法西斯主义进行生产。任何干
扰因素都是重要的。当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我只知道对一栋小楼进行了成功的尝
试,这栋小楼被烧毁了。
    小组的领导人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双棕色的眼睛和
一头棕色的头发。他得过相当长时间的肺病,现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一个花园
住宅区的一栋朴素的小房子里。他刚刚30出头。除了他之外,我还遇见一对夫妇,
也是来自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或许主要是他的妻子
感到无法再适应但泽越来越危险的处境。他妻子坚持认为他应该放弃地下斗争。他
无法解决婚姻中的这种矛盾,他请求离婚。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小组成员。 '注' 我的任务是在但泽给小组出主意和发电报。
    罗尔夫于一月份先去但泽租了一个住处,名义上是为全家;为了架设电台,必
须是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华沙他那家建筑师公司里,免得丢掉他的公开身
份。
    1937年春天我从但泽给于尔根写了一封信:
    我们找到一栋可爱的小房子。这小房子盖得很舒服,讨人喜欢,周围是个巨大
的花园,距但泽只有万分钟的汽车路程。从现在开始,我的通讯地址是:但泽欧利
瓦区,洪堡大街7号。
    奇怪的是,我的手头恰恰保留着这个地址,而一周以后已经不再是这个地址。
在试用发报机和接收机时我发现,一种巨大的嗡嗡声掩盖了发报和收听。附近有一
座发电厂。搬进来之前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才是。当时找房子是很困难的。第二次
我们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找到,后来我迁入同一个欧利瓦城区的一
栋新建的住宅。
    与在但泽遇到的其他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每个经历迁居的人都可以
想象,带着全部家当,九个月的雅尼娜和六岁的米沙,从华沙迁往但泽意味着什么,
又要找房子,又要布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
部家当包装起来,再一次迁居。这对于房东来说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们又绝不
愿意把事情弄得特别引人注目,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与我们签订了一份正式住房合
同,可在一周之后我们又突然废除了合同。我们应该提出什么理由呢?我们仍然住
在城里,却为此而失掉了已经支付了数周的房租。我们决定由罗尔夫把一切责任都
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说她突然觉得一栋房子花费的劳动太多,宁愿住进单元
式住宅。这以后罗尔夫回到华沙,我和奥罗、孩子们把新的住宅布置起来,把我随
身携带的“留声机”、发报机组装起来。一每周发两次电报。
    我们的住宅里充满阳光,大房间里有宽敞的双层窗户,可以养花。我们没有养
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儿童车放在里面。她在那里睡觉和长时间的玩耍。米沙开始在
但泽过他的六岁生日,为了庆贺这一天,我们去了剧院,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次。
霍莱太太也一同去。
    我尽量了解一些这栋房子里邻居们的情况。我的楼上住着一个纳粹干部。他妻
子感到无聊时,喜欢与我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房子里住着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夜里我破译了一个刚刚收到的通知,我以为是发错了接收人。这样一种
弄错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吗?但这条消息的开头恰恰是:“亲爱的索尼娅”,据我的
记忆,它的内容是:“国防人民委员会决定,授予您红旗勋章。我们衷心祝贺您,
愿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长。”
    本来我以为,这种军事勋章只授予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在前线表现了特殊牺
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获得它。最初我颇为惊讶,慢慢地高兴起来,
其中也夹杂着疑虑,人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我。
    这天夜里以后,我在购物时遇见纳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们谈到严寒的
天气,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谈到那些可爱的邻居。谈话中间她问我:“您的收音
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别厉害!”
    “我什么都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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