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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谈到那些可爱的邻居。谈话中间她问我：“您的收音
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别厉害！”
“我什么都未发现”，我回答说。“几点钟啊？”她说出时间。“这么晚我从
来不听，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说，有人在我们附近发电报。他要想办法从星期五开始搜查我们的住
宅区。到那时他会回来的。”
星期五以前我还有一次发报的机会。我仔细观察了一切。她丈夫确实未在家。
我争分夺秒地迅速把留声机隐藏起来，把纸张烧掉。其实这没有多少用处。中断发
报我会犯错误的。
发报时间临近了。楼上的纳粹家里漆黑。房子没有遭到搜查。这也是不正常的。
照理他们早该测出这栋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时间相应地缩短了。我告
知对方出于什么原因我未能发报，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
“留声机”发报机带到我们小组一个同志家里。
今天看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恰好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行动是轻率的。搬
进来之前，不论找住房多么困难，我应该想到，在但泽的政治形势下，住在新住宅
区里的主要是纳粹。
在这样的住宅区里，我也应该把发报时间放在深夜无人听收音机的时候。而为
什么我在这种形势下还在自己住宅里发电报呢？诚然，我并不想威胁到别人。如果
我把机器立即搬到我们小组一个成员家里，在那里架设天线，拍发电报，不是更好
吗？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华沙，从那里发
电报。我在把发报机带往但泽的路上，已经越过了政治界线。自然，检查是有的，
但比我的做法，危险少得多。我总归是要把机器带回波兰的。也许我当时想不经中
央允许便离开但泽。
当时我来不及想这么多，而是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今天的谨慎和经验
对我当时的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没有那么
强的反应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来的，反复传达了几次，因为我没有发报，并且无法证实
已经收到。于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兰。
就这样，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们是1937年3月迁回波兰的，我在但泽大约停留了四个月，我们迁入另外一个
郊区，距华沙有40分钟的公共汽车路程。地址是邮政总局斯科里莫夫，约阿斯卡别
墅。又是一处带有森林花园的两户人家住房，上面一层未住人。
在这里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华沙新世界大街街头
一个特定地点与我见面。暗号是不必要的。
像历来一样，我按时到达那里。在每一次会面时我从未退到过一分钟。当时，
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准时是地下工作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只是来回走了不长时间，然后我真感到不好意思，无法高兴地欢迎从我身旁
走过的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安德列同志。他是来实地检查我们的工作的，
这是应该经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华沙停留了几天，他很喜欢我们把住房布置得这样好。他说，他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定居方面用了这样少的经费。由于我们不知道在波兰能
停留多长时间，所以我们未去商店购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铺里买的未经加工的
家具，罗尔夫把它们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来访，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访，我满怀骄傲地让他看雅尼娜。
我告诉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谈了我的工作，还一道去了但泽。
在途中安德列说，他不愿意只作为我的上级领导与我说话，而是作为朋友，如
果我也这样看待，他将很高兴。他觉得我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那么多的快乐，像在莫
斯科的学校里那样，那时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快乐。问我是否因为与恩斯特分手而
感到痛苦，问罗尔夫和我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还在想念
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也告诉他罗尔夫和我的处境。安德列是一个我可
以向他讲述这类事情的人。我补充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坏，我只是像所有活泼的人
一样倒霉，这种人不同于静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么快乐时，便很容易被人发现。
他笑了，抓住我的双手说：“索尼娅，索尼娅。”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工
作很满意，这也是局长要向我说的话。
相反，我却明白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职业尚不熟悉，我感到很难跟上发报机组
装方面的新发展，我很想去苏联再接受进一步的训练。
令我惊讶的是，安德列居然表示同意，让我到苏联去几个月，然后再返回波兰。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让奥罗住在我们家里，我不在家的时候，米沙和
尼娜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料。
安德列同志让我把他返程的时间报告给中央。这只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在华沙
时，我在工作中采用的是电池，我记得是2乘120伏。我这天晚上组装发报机时，罗
尔夫在屋里。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接通的，只记得我遭到强烈的电击，我大喊一声，
却无法把手从电路上抽回来。罗尔夫立即断掉电路，他的脸变得苍白。我闻到烧焦
的味道，拇指和食指显出漆黑的伤痕。最终我还是把发报机装好，可这天夜里一切
都不顺手。接收机不断地发出嗡嗡声、刷刷声和噼啪作响，我听不懂对方的意思，
对方同样也接不到我的消息。这一夜我只发出去四五十组数字。我尝试了几个小时
却毫无结果。次日我向安德列同志汇报夜里的经历时，感到很难为情。他颇为不愉
快地问道，如果我传递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会怎样。
第二天夜里我终于成功地把消息传递过去，尽管也费了许多周折。
安德列向我告别之前说，是太阳黑子引起的环境干扰，到处的无线电通讯都受
到阻碍，这个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我应该于1937年6月去莫斯科。我们把孩子和奥罗送到罗尔夫父母家那栋边境小
木屋里。他们租住在那里邻居家的一栋房子里。每当我想到他的母亲和尼娜这个所
谓孙女时，我便感到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欺骗，我不想长期隐瞒下去。但是罗尔夫
却请求我，在这个困难的希特勒时代，不要给他母亲增添过多的烦恼。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国伦敦并在那里得到一份苏联的签证，写在假护
照上或者是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的。
在苏联我逗留了三个月。
由于一年以后，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个新的国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
停留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所以我很难把这两次停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
所以我将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同时叙述两次逗留期间的事情。
到达莫斯科不久，我在阿尔巴特街大楼里等了安德列好长时间。我遇见一位德
国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约会的。我们的交谈颇为谨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
样，我得知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尔达的丈夫。第二次见到他时，我才了解到
他的经历。他和格尔达越过大洋到一个殖民地国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尔达爱上
一个英国警察下士，她说自己没有这个男人便无法生活并且自杀未遂。在这种情况
下她丈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独自一个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趣味小说中的故事。
我到达之后，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边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现在直接在安
德列领导下工作，他负责为外国同行处理一切技术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车上。卡
洛什是个安静而谦逊的人，从不过高估价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总能感觉到。他是
一个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疗养院住了四周。我们20个女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我结识
了许多可爱的苏联妇女。从阿路普卡出发，我乘车去拜访女作家贝尔塔·拉斯克，
她当时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或者亚尔塔。她丈夫在那里当医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
间，我常常与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尔特曼去她家里拜访她，当时她住在柏林—
—利希特菲尔德。从贝尔塔那里我得知，她的长子、加保及其妻子波尔塔，在柏林
时我就认识，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尔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当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岁那年，还跟这个总是快活的加保去吕根漫游过十个
星期。1924年他设法为我买了一把气枪，花去我节省下来的学徒费。他和他的朋友
海因茨·阿尔特曼，还在格鲁内瓦尔德教我学习射击。纳粹搜家时，武器就藏在我
们那栋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为在莫斯科再次见到我，感到特别高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从中国的
来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脱离了运动。
海尔塔和加保用儿童车推着他们的小儿子。今天他们的儿子也有了孩子，成了
一个颇为能干的同志。
从阿路普卡回来以后，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饭店里。曾经到那里拜访过我的同
志当中，有布鲁诺·昆。我是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里认识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见
他。我立刻认出他那一头红色的头发，一脸雀斑，非常蓝的眼睛。我们在柏林时曾
经在集会、游行和周末郊游时见过面，互相之行并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
见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位同志。该是多么高兴啊，我从他那里知道，纳粹曾经
逮捕过他。他出狱以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成了第一游击队旅的政委。我们谈了许
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谈了德国的形势、谈了共产主义少年运动，他对此一直怀有
特别大的兴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义后方的斗争中牺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尔巴特大楼的走廊里，一个年轻士兵从一个门里走出来，通过
门缝我看见从上海来的保尔坐在办公桌旁边。我闯进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悦拥抱住
他，对于这栋房子里的规矩来说，这是一个过分不拘形式的动作。保尔穿着一身高
级军官制服。他像我一样高兴，请我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从阿路普卡回来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备接受我的红旗勋章。我穿上我那套
质地优良的灰色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从未花过这么多时间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
了从什么地方登上一辆敞篷卡车，车上都是苏联军方人士。我们坐在既无油漆又无
靠背的板凳上，呼吸着灰尘，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经过许多岗
哨，穿过许多走廊，来到一间小厅里。我们等待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灰头发的老同
志走进厅来。这是加里宁。我要从他的手里接过我的勋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荣幸。我读过他的许多东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过14次监狱。
后来他成了苏联第一任总统。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对于他来说授勋只是一种
例行公事，但他却往自给人一种热情、真挚的印象。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被召唤起
来的，加里宁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红军官兵们长时间地鼓掌，也许是因为
我是他们当中惟一一名妇女吧。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勋章是994号，当时尚无别针，为了佩戴勋章，我不得不为它那粗粗的螺钉
在我礼服的衣领上穿一个洞，再把一枚两厘米宽的螺母拧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见了弗莉达·鲁必纳，在德国时我就认识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
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弗莉达亲自见过列宁，还把他的某些作品译成德文。
她看见勋章，拥抱了我。我只在这一天佩戴过我的奖章，当我再到外国去的时候，
把它留在了苏联。
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对
我发生过影响，他就是埃里希·库尼克。在柏林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当时
他住在柏林采伦多夫，我是在10区做党的工作时认识他的。埃里希是个聪明的，长
得很漂亮的共产党人，非常理解年轻人。在莫斯科时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他和妻
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国时一样。
在波兰时我曾经尝试创作一部小说，这是完全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从14岁开
始我就梦想着当作家。许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桌里。
与弗兰茨的经历启发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