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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米莉雅一家和与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的亲密关系，因为
他们是我在瑞士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诚然，我曾经想到要与中
产阶级的熟人保持往来，但与这些人的往来却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互相尊重
的，后来当我需要时，他们都帮助过我。同样，我与农民弗朗斯瓦妻子的关系也是
如此。她的劳动是繁重的，与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比她年长得多。我们互相尊
敬，当我需要的时候，她也支持过我。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痛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我的
朋友。
早在1939年2月我再一次见到了吉姆，3月或者4月又见到伦。那以后我又在6月
一起见过他们。俩人知道，除了他们主要从事的气氛报道的消息（在英国人看来，
某位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见方面要坦率得多），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也是有趣
的。有一次伦的房东一家去飞机场去参观在一个大厅里展出的齐佩林飞船 ＇注＇ ，据
说它飞越过大西洋。参观的人像流水一般穿过长长的被隔成许多小间的船舱。伦把
整个展览看得十分仔细，座位的靠背垫子、窗帘，飞船那被化学制剂浸泡过的帆布
壳等等，在观众不多的时候，他又回去参观了一遍。伦向我提议说，在这里可以很
轻易地安放一包燃烧剂。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万一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吉姆也
可以参加。伦去慕尼黑看望了他，可他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他认为那里通风不
够，因为齐佩林飞船是在一个大厅里。伦和我持不同看法。吉姆不愿意在纳粹德国
卷入这样一种冒险。但我们却认为对敌人的任何干扰和损害都是重要的。
他们俩人向我汇报了在慕尼黑的一段经历。今天伦回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
他接近音乐厅广场时，偶然看见了在那里结束的党卫队游行。他们在纪念德国法西
斯神鹰军团的牺牲者。希特勒曾经把这个军团派到西班牙去支援佛朗哥。党卫队员
们把广场四周围了起来，每人举着一块写有牺牲者姓名的牌子。
伦和吉姆要去吃午饭。他们走到莱奥波德大街，那里的右边有一家中档饭馆，
他们走了进去。他们附近坐着一个黑头发的漂亮的年轻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淡黄色
头发的高个子女人，俩人相当冷漠地互致问候，并排坐了下来，但并未交谈。门开
了，走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党卫队员，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是希特勒。店主人问候
希特勒，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走进旁边一间屋里。人们请求伦和吉姆把烟熄掉，因为
“元首”是不吸烟的。一个副官出现在饭馆里，俯下身去向两个女人说了什么，然
后把她们带去旁边屋子里见希特勒。吉姆有一个德文教师，这是一个不怎么热心的
纳粹分子，告诉他说，这家饭馆的主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支持过他，自那以后
“元首”偶尔来光顾这里。两个女人就是爱娃·布劳恩 ＇注＇ 和尤尼蒂·梅特福德。
尤尼蒂·梅特福德出身自一个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是一个纳粹主义信徒，与希
特勒关系密切。
后来，与伦经过一番仔细讨论之后，我向中央汇报了接近希特勒并消灭他的可
能性。在我们得到回答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使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伦十分失望。
他和我关于个人暴力是无益的看法，是符合我们党的理论的。这一点并未阻止他和
我把某些人视为有害的和残忍的，我们打算在这些人身上冲破理论。
中央对齐佩林飞船一事是感兴趣的。于是我请求伦和吉姆于1939年6月一同到瑞
士来。我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化学药品，并教给他们如何运用。我们配制了一种燃
烧剂，并对它进行了试验：一种溶液在一个固定时间内通过一条胶皮管并点燃燃料。
做好的小炸药包像一个香烟盒那么大。
伦和吉姆带着任务返回德国，亲自去制作和试验燃烧剂。这件事他们做得很成
功。
1939年初夏，当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候，过期的德国护照在流亡者手里已经
毫无用处，我手里的洪都拉斯护照，也不意味着真正有保障。中央问我有没有弄到
另外一本护照的可能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计划，即在罗尔夫离开欧洲之前，我
们要办理离婚手续，我要和一个英国人缔结形式上的婚姻。吉姆和伦二人都是单身
汉。吉姆在年龄上与我正合适，于是我们决定，我和他结婚。这在我们生活的框架
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离婚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吉姆表示同意。
1939年夏天，罗尔夫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一次。当他返回中国的事情定下来以后，
中央又来问我，他是否愿意让恩斯特作为上级领导并一道工作。罗尔夫是个慷慨大
方的人，他表示同意。
恩斯特从苏联来，在欧洲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他想去探望多年未见面的母亲，
在最后一个月，由于时间不够，他决定只到我这里来。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雅尼娜三岁了，生得很漂亮，文雅，非常热情。自
那以后，尽管我仍和他保持联系，再未打听过她，从来未照料过她。我并不责怪他，
但我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尽管我很想见到恩斯特，可他宁愿不去探望他的母亲，这
令我感到心情沉重。我自己有孩子，我觉得他未能给她带去这种巨大的快乐，是令
人伤心的。
不了解当时瑞士形势的人，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离开恩斯特和罗尔夫，心
情如此沉重。要想避免一场战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
经被希特勒占领；下一个国家该轮到瑞士？战争将在我们这个角落里开始？今天大
家都知道并非如此，瑞士在这几年的世界事变中仿佛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实际上那
气氛是可怕的。每一个怀里揣着德国护照的流亡者，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迅
速地离开这个国家。到处都在传说，流亡者的居留许可不再延长，犹太人将被送到
德国边界去。据我所知，这些传说在个别情况下得到了证实，战争爆发以后，它对
于许多人来说，成了悲剧性的现实。“引渡难民回他们的出生国”是瑞士联邦议会
的要求。一个布告里说，犹太流亡者不准参加工作，参与任何微不足道的政治活动，
都将被“驱逐出境”。
英国护照是重要的。当我陪同恩斯特和罗尔夫登上从库克斯驶往蒙特吕斯的小
火车时，它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尽管离开他们二人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并
不为这种决定而后悔，我以失望的心情想：战争将要开始了，而惟一能帮助我和孩
子做一切事情的人们，永远地离去了。我站在车站上，眼望着那小小的山区火车，
直到它转过弯去。
1939年8月份，我的妹妹们又一次来探望我。
8月15日，我们把一张写有诙谐话的明信片寄往父母亲的地址：伦敦西北3区，
上公园路25a；不久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我的客人们都匆匆忙忙离开了。
8月23日，也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天，我在苏黎世遇见
赫尔曼。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钟头，能与一个有经验的同志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于
我是有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使我们思考许多许多。我们知
道，西方势力希望共产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两败俱，他们做个幸灾乐祸的第三者，
应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人们必须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确
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等来了吉姆。14天之前，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后告
别了他的房东，自称去伦敦长期度假，实际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 ＇注＇ 。他想再一次
重返法兰克福去放置燃烧剂。他打算把小炸药包放进齐佩林飞船的船舱里，燃烧之
前他应该远离那里。现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着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后指示。
我十分不安地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伦也开始担心战争是否会使他无法在德
国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饭店客人越来越少，伦已经是那里的惟一外国人。法兰克
福的情况也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他的任务是等待吉姆，执行关于齐佩林飞船的计
划。这期间我问过中央，两个英国人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留在德国，还在吉姆的逗
留期间，我得到消息，把他们二人接到瑞上来，并把他们训练成报务员。我们立即
给伦发去一封电报，恰好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到达蒙特吕斯。
8月27日瑞士军队实行总动员。库克斯的最后一批客人匆匆离去，饭店都空了，
商店也都关了门，只有小副食品商店为农民敞开着。我们像所有瑞士人那样，为了
应付战争危险，购买了两个月的食品储存起来。
9月正日，但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我想起了在那里的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处
境怎样？他们的工作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幸好这时我们的发报机已经准备停当。
随着希特勒军队入侵波兰，1939年9月3日宣战。
致父母亲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人们对它还根本无法理解。请尽快写信告诉我，它对
你们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国家的客居权利。我将继续住在这座山上。
我的许可证即将到期，但是人们会给我延长，因为我无处可去。在这里日子过得是
寂寞的。火车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机会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时刻是那么美丽和宁静，孩子们那无拘无束的快乐心
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伦敦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这中间我将寄出一些用英文写的
明信片，它们肯定会走得较快。我无事可做，只能偶尔帮助农民割草。流亡者不许
得到帮助。这里山上组织了红十字。但是除了往枕头上缝镶边之外，我无事可做。
我觉得自己像是这个时代的寄生虫。所以我报名为伤员输血。
上周我去了日内瓦。布莱洛赫一家请我在那里过夜。他们一直还是特别友好。
罗伯特·戴尔也在那里。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我们交
谈得十分热烈。
帮助农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两周我在夜间发一次电报。每次拜访布莱洛
赫，我常常向中央发一次电报。
我是在别有用心地窃听那些与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赖我的人们吗？如果这
样看就错了。我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准确地追踪着各种事件，这使我有可
能在较高的水平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像罗伯特·戴尔这样信息灵通的新闻记者感到
高兴。其实我与他谈话时也并无特殊目的。自然，由于经历的多，也就练出了这样
一种本领，常常把讨论引到对苏联有益的事物和意见上来。在这些谈话中，比如说
我所得到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关于战争开始的解释，在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圈子
里远比国际联盟各国的报纸上的反应多得多。当时没有可供我利用的军事情报，但
政治情报对于中央也是有意义的。我每次去日内瓦都尽量与熟人们谈话，回来时虽
然两手空空，但脑袋却不是空的。
伦和吉姆住进了蒙特吕斯“伊丽莎白”公寓。在一家店铺里我发现了一件讨人
喜欢的儿童玩具，经过换算只相当于七个马克，我立即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个带键
盘、蜂音器、手电筒电池和密码的莫尔斯发报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学的
时候，吉姆和伦拿它做试验，借此进入有规律的学习。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尔曼想利用我的丰富经验帮助他组装一台发报机。赫尔曼
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当他在二层楼上摆弄发报机时，来了两个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
员。我让奥罗去警告赫尔曼，他迅速把发报机零件收拾起来，但我不能隐瞒他在我
家里。他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我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办理离
婚的年轻女人，在我家里却被人发现有一个年轻男人。我已经不记得关于我们的收
音机他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这次来访只是例行公事，自从战争以来，形
势的恶化是常见的事情。
瑞土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敏感。反间谍组织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日内瓦作为
国际联盟所在地是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它吸引着各国的特务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
国人，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业余通讯联系被禁止。这样一来像我这台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