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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业余通讯联系被禁止。这样一来像我这台个别的发报机很容
易被发现。瑞士的探测技术手段远比波兰发达。
总动员以后，一队瑞土士兵，大约有30人，迁入我们房子上边一座废弃的木板
房里，距离我们大约有200米，这种条件对于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员到家里来过之后，赫尔曼和我在漆黑的夜里，把我们的发报
机藏到“鼹鼠岗”下边茂密的森林里。我们在房子右手的森林里有一个良好的隐藏
处，但是站岗的哨兵或许能够从木板房那里听见或者看见我们。下山既陡峭又没有
道路，我们只能尽量轻轻地行动。把两个像唱机那么大的发报机在黑暗中埋藏在树
根和灌木丛中，要花费艰难的劳动。我们爬行着，浑身浸透汗水，两只脚是湿的，
双手也划破了，我们紧紧地抓住灌木再爬上来。
忽然，赫尔曼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轻点，赫尔曼，轻点，”我悄声对他说。
当他又能说话时，他告诉我：“用一叶肺，这可没那么简单。”这时我才知道，
他在西班牙丧失了一叶肺。
我们必须考虑，官员的来访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令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赫尔
曼持的是芬兰护照，我们仔细商议了，万一他被捕，我们应该怎样说。
次日清晨有两个陌生人沿着直通我们房子的小道走了下来。在远处我们就看见
了他们。我们已经把发报机藏起来了，零件也不在屋里，我们不能让奥罗和孩子受
到干扰。赫尔曼非常镇定地看着他们，我心想，他要说的话，一定会与我要说的话
一样。
两个陌生人来到近处，原来是两个士兵。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转了一圈，多次
停下来，不一会儿便又撤回去了。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无法解释的行动。
几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说瑞士安全部门的什么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与我见面。
那是一个官员，他彬彬有礼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最后他说：他们得到暗示，
说我有发电报的可能性。库克斯那家小副食店的送货姑娘揭发了我。他确实是用的
揭发这个词。有一次她来我家送货时，发现了一个莫尔斯键盘。我笑了，我提议到
附近一家玩具商店去参观一下那件危险东西，要么干脆买下来给那姑娘去演示一番。
若是商店里没有这种玩具，索性我们一同上山到我家里。当然我不知道那玩具能不
能用，因为它是我那个9岁儿子的东西。那官员挥手作罢，尽管我又请求了一遍。然
后我便不再说什么，免得使这件事情比官员想象的更重要。针对他的问话，我告诉
他我们是流亡者，我父亲在英国当教授，我仰仗自己存放在英国的财产和已经与我
离婚的丈夫的支持过活。
我还准备了他提问赫尔曼时该说的话，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官员临走之前，
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人们在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不信任德国人，不信
任这些被希特勒迫害的人，却不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德国纳粹，在瑞士有许多这样
的人。我说的是真话，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话：“我宁愿上百次地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在英国有存款，这是确实的。我在那里一家银行始终存着节约了三个月
的生活费，作为孩子们的保险，以备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测，或者突然离去之用。在
英国有一笔存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必要的。中央用它来支付我和我们小组费用。战
争爆发不久，英国便封锁了支付英镑的可能性，于是我们陷入了财政困境。
据我判断，我并未受到监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又开始发电报。这一次是
伦帮助我把发报机挖出来的。
尽管森林里的隐藏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不方便，费事并且只能在黑暗中去
寻找，所以我们决定在房子里准备一个地方，应付“不太危险的情况”。我们觉得
堆煤的仓库合适。吉姆请木匠做了一个发报机大小的箱子。借口说往美国寄珍贵家
庭用具，为了长途运输保险起见，他请求做得细致并有防水外壳（当时一切都需要
说明）。这箱子是一位优秀木匠的杰作。可惜的是被我们埋在了仓库的地里，吉姆
和伦把仓库的地板撬起来，挖了一个半米深的洞，然后再把地板放回去，把煤堆在
上面。我们可以随时进入仓库，而不致引起疑心，遇到危险情况时，便把我们的发
报机放进箱子里。若是用今天的方法发现金属，这个深洞和洞上面的大煤堆可能是
不管用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有用的隐藏处。
吉姆和伦按时到我这里来，借助玩具热心学习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时他
一整天都留在我这里。他们不只是学习无线电发报，而且也学习理论和组装发报机。
我把自己在苏联学校里花几个月时间学到的东西全部教给他们。人们都知道我丈夫
离开了我，而我正想着重新结婚，这一点使他们的来访显得合法。
吉姆一直情绪很好，伦则是个感情细腻的人，他热爱大自然，对我的孩子感兴
趣，与粗扩、灵巧的吉姆相比，我更喜欢他。吉姆的机智，他的组织能力和迅速结
交朋友的能力显得更有希望。他与生活在蒙特吕斯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妹妹开始
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她爱上了他，凡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她都告诉他。
伦和吉姆共同住在蒙特吕斯公寓期间，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当我问到原
因时，伦说他那些性格在西班牙时是没有余地的，现在在吉姆身上全都表露出来。
说他自私，大想过舒服日子。但是我们丝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诚实或者双重人格的可
能性。照我的看法，他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年初开始我就设法办理离婚手续。罗尔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减轻办理当中
的麻烦。我多次去律师事务所和行政机关，才看到一线成功的希望。可当假结婚的
可能性眼看着成为现实的时候，吉姆开始犹豫了，他说他必须向我坦自承认，他在
去西班牙之前，曾经在英国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恰好在这时，他去了西班牙。现
在提到结婚，他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看样子我只得选择和伦结婚。伦比我年轻好几
岁，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否则通过谁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喜欢吉姆的解释。要么是结婚的谎言（后来我听说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
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要么这条理由是他编出来躲避形式婚姻的，而
这种形式婚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伦同意假结婚。我向他保证，他完全可以信赖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办理离
婚。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他说没有我的进一步解释，他也理解这
种纸面上结婚的意义。
35年以后，当我们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进行春天的散步时，为了写这本书，我
们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问伦：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喜欢我的？”
“小说里总是说，爱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维维伊平价商店前我们第一次秘密接
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十分惊讶地说：“我至今也未料到，你从那时候就已经……”
他回答说：“我也是长时间都未觉察。”这一段故事引得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就在吉姆和伦住在蒙特吕斯并逐步学会了操纵莫尔斯发报机的时候，我才深入
了解了伦。当时像今天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
吉姆身体懒散，他总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伦愿意跟着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
进行的这些散步过程中，他开始较多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孤儿，父亲在战
争中牺牲了，从未见过儿子。母亲想放弃这男孩，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有偿地接受了
这孩子。母亲还来看过他几次，并对刚刚六岁的孩子说：“假期我再来。”男孩计
算着日期，当假期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铁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车就
从这里经过。他能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每天早晨他都产生一种新的信念，母亲今
天一定会来的。但是她没有来。这个假期未来，下一个假期也未来。她根本不再来，
并停止了付钱。这男孩觉得自己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抛弃了。
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
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
影响。过分敏感和性格内向，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被一切人抛弃
了。
从14岁开始他便参加劳动，最初是干农活，后来在采石场干活，当卡车司机，
最后成了汽车修理工人。
在英吉利海峡杰兹岛上的采石场工作着一个从前的海员，他曾经驾驶帆船周游
过世界，他的原籍是爱尔兰，姓莫利埃蒂，70岁，宽肩膀，2米高。他曾经在美国海
港城市西雅图居住过十几年，这座城市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约相当于
我国的汉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工业工人协会。伦可
以当他的孙子，他向伦讲述了捕鲸船上海员的起义，海港工人的罢工，讲述了被敌
人谋杀的革命者焦·希尔，讲述了西雅图的游行，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
说的杰克·伦敦，他的作品是伦最喜欢的读物。这位老人的阶级意识，他的革命激
情，他关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和罗曼蒂克的叙述，都对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库克斯的时候，我从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兰时我就多次练习过，在瑞
士时我经常与维尔纳进山区去。我们从1000米的高度直达超过2000米的高度，几乎
到达纳耶的罗歇尔山峰，再从那里风驰电掣一般冲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
伦同样对此也很感兴趣。可跟着我做这样长途滑行，对于他来说是过早的考验。他
那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一次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他从陡峭的山坡上飞驰而下，冲到一
个大冰块上，他受了伤，还折断了雪橇。没有任何人在我们附近。我们在严寒当中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来，而在这里步行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滑雪旅游当中我
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伦。
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现在（1974年2月）要从当前的角度补充几句话。
几天之前我把几页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这篇报告里，个人
的东西是否讲得太多了。有谁会对喜欢滑雪，或者我与伦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感兴
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样，我要读两三个钟头的书。这一次读的是《在索
伦特过圣诞节》。玛莉埃塔·沙吉娘描写了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友谊和争执。我怀
着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
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
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
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
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
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
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
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
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
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 ＇注＇ 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
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
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
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