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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
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开以后，我们家仍然不许同志们来，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
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国警察拷问，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两次拿来文稿让我抄写。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关于中国地理、农业
状况和市场可能性的机密资料。另一次是同样有趣的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稿，大
约有350页的打字稿。这是由一位懂德语的匈牙利同志撰写的，这位同志的姓名在
“国际新闻通讯”界是国际驰名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姓名了。 ＇注＇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经迁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家具令她十分兴奋，屋子装饰得非常漂亮……罗尔夫再一次证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尾崎秀实。 ＇注＇ 我曾多次见过他，但我已记不得是
以什么缘由见到他的，他的形象在关于里夏德的书中已多有描述，我没有可补写的。
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过密切接触，他曾把随身携带的几帧小女儿的照片拿
给我看。可怕的是，数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杀时照的。
我对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议于尔根到中国来。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毫无条件地结识一下亚洲，这会让你大开眼界。经
济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认为这里比美国更重要，学术上尚未经过研究，潜藏
着许多资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说一切关于人的兴趣了……
中国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挑夫、卖花人、敞开的店铺、敞开的熟食厨
房、儿童，我无法详尽描述，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将是日后在德国令人十分怀
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能来，将是让你终生难忘的旅行。
当然也有许多事情是我所不习惯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滨
度假，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和蓝色的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
离开上海一段时间的好机会。我的体重减轻到了107磅。在中国生活的确不容易。我
不知道玛格丽特会怎么样，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两个晚上看见15公分长的红红
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墙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条虫子在身上爬过，四个月，常常
是一年，留下一条化脓的伤痕。几乎无法弄死它们，总是反复地出来。罗尔夫用锤
子捣烂它们。它们会令我发疯。连这里的蚂蚁都有德国蚂蚁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十分可怕，简直像欧洲的傲慢一样，中国
的腐败真是举世无双。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这里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
巫……
彼得和茜必莉想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让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对此非常高兴。
致于尔根：
1931年9月30日
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进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这所语言学校的核心，经过精心
筹备之后终于开学了，还在中国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进行登记，可三天之后，学
校突然被关闭了，既无个人原因，亦无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员们要求1000金圆
券的贿赂，并非官方付款，纯粹是贿赂。现在我们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罗尔夫施工的那个承包商，顺便谈到一个欧洲侦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
鸦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鸦片商店，这位侦探在他生日的时候，从每家商店得到3万
上海金圆券作为礼物……
关于1931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礼物，我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个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块16磅重的火腿，两只活火鸡，12磅糖，4磅上等
茶叶，一只精致的筐里装满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这一切都是罗尔夫从上海市
政局的中国建筑企业家那里得来的礼物。另外一个企业家与罗尔夫几乎没有交往，
送了我们一张价值100多金圆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购物支票。接受这类东
西在中国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诚实的，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封信里，我还提到我的阿妈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个扫大街的工人。
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失业了，罗尔夫或许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
岁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铺弹棉花，每天挣10个分币，有时挣10个分币5个铜板（一个
铜板相当于半个芬尼）……
在我最为美好的回忆当中，只有少数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
是1932年我们在一家饭店的聚会，到场的有奥托·布劳恩和他当时的生活伴侣，这
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东道主，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头发、黑
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别人一样称呼他弗雷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为什么
聚会的，那是一个高兴的晚上。奥托的妻子的年龄跟我一样，同样也在青年团里参
加过体育锻炼，我们以巨大的灵活性练体操。弗雷德那纵情的笑声既粗扩又欢快，
他的声音好听，会唱许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这天晚上的中心。
两天以后，里夏德让我去给弗雷德送材料，这材料装在一个不适用的长长的硬
纸筒里。弗雷德跟我闲聊了一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或
者恰恰因为我对他并不熟悉，我对他讲起了我与罗尔夫之间的矛盾，我问他我们是
否应该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对他的信赖。
我已经不记得他提了什么建议。三个小时以后，当我走的时候，我才想到，递送这
个纸筒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张“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认出了他。原来他是曼弗雷德·
施特恩，他就是那个以克雷伯尔的名字而著称的指挥官，马德里前线的保卫者和英
雄。在德国他参加过1921年的三月斗争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在中国他于1932年成
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西班牙内战以后，他成了红军的高级军官。
我和里夏德、保尔、格里沙、弗兰茨、马克斯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进行了一次
郊游，关于这一次郊游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东去了一趟，它位于黄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对面，这是一个工厂区。
我们拜访了中国基督教徒协会的实验区。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和大约30栋工人
住宅，月租金4个马克。我问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挑选租房人，当然他们必须是基督教
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40到60上海金圆券的收入，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贵族才
允许住进来，因为这是一种高工资……
然后我们去了乞丐、苦力和失业者们的土坯棚。棚子这个词对于这些简陋的小
屋子来说，是一种高雅的表达方式，有些棚子是用废旧铁皮搭起来的，既无窗子又
无砖石，没有地板，一个做饭用的小炉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地里。人们的模样简
直无法描述。成年人几乎是光着身子披着几块破布片走来走去。这里有上千栋这样
的小棚子。有些幸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能在附近一家工厂里找到工作，每月挣6个
金圆券。这些棚子都归住户所有，只需每年为盖“房”用的这块“地皮”付两个金
圆券的房租。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居然存活下来。附近是一栋富裕的中国住宅，
带有漂亮的花园。房主是从前一个工厂苦力的监工，他的财富是十个分币十个分币
地搜刮来的。大房子旁边有一栋简陋的小房子，几年前他还住在那里。现在连这栋
大房子都嫌不够好了，他住进上海一栋更大的房子里，刚刚娶了第四房老婆，这是
他的财富的一个新标志。
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聚在一起进行这样的参观，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也
并非不负责任的行动。我说过，许多欧洲人互相都是认识的。在这次郊游中我们还
步行到了乡下。我还记得我们在一片草地上所做的游戏，其中就有我和保尔做的
“搅黄油”。我们背靠背站着，把胳膊交叉在一起，设法把对方背起来。简直不可
理解的是，我居然成功地把沉重的保尔背了起来。一张照片尚保存下来，这是里夏
德拍摄的，遗憾的是，只能看见保尔背我的情景，只能看见他的一截胳膊。
最有趣的一次“结伴郊游”是由我和艾格尼斯、阿图尔·埃沃兹的妻子萨宝和
奥托·布劳思的伴侣进行的，共出去三天。令我高兴的是，里夏德经过略微迟疑之
后，居然允许我乘坐了一次篷船，这是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关于工作一个字都不
谈。萨宝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她作为一个革命同志的经历，她的理智和她那
干巴巴的幽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上海也只有一次或者两次见过阿图尔
和萨宝，我很钦佩阿图尔的活泼和聪明，可是他很容易发脾气，每当他过分激动的
时候，萨宝都会设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夫妇 ＇注＇ 一生厮守在一起，从未分离。
我们在上海相会30年以后，我在《奥尔迦·贝纳里奥》一书中描述了萨宝的死
和阿图尔的遭遇。
除了与克雷伯尔将军度过的那个晚上，除了去黄浦江对岸郊游和乘坐篷船之外，
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我从未遇见过那些与我家没有来往的同志。我能够详细描述我
的欢乐气氛，但我已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有些事情记述下来也许没有多少价值，
例如萨宝在篷船里做饭，艾格尼斯给我们讲笑话，克雷伯尔将军在那家饭店一个房
间里唱歌，我和里夏德、保尔在草地上赛跑，直至连跑带笑地喘不出气来，躺倒在
草地上。
我讲述那些大人物，描绘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不过，处于我们的地位，这样
放松是极少见的，极特殊的，只是这不多的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这种强盗行为的辩护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熟悉
了：“人口众多的日本需要生存空间”，后来又说：“希特勒德国在共同的敌人，
共产主义和它的滋生地苏联面前必须受到保护。”
摘自书信：
这里的政治形势在德国报纸上出现的很少，所以我写了一则短讯。中心问题是
中日矛盾。大概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即日本人用军事力量占领了以奉天为首府的
满洲的一部分……日本人暂时的兴趣是占领南满，很快就会去占领北满，这就涉及
到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是中东铁路的合伙人。俄罗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无论如
何也要阻止一场战争，它根本不想打仗，但是向它的边界推进的日本，意味着一种
危险……
关于满洲：日本通过占领满洲铁路，在那里取得了据点。满洲的中国人是非常
勤劳的，他们沿着日本人占领的铁路，建设了一条平行的铁路，这条铁路威胁着日
本人的收入，因为他们从中国农民种植大豆当中获得许多收益。近些年来有上百万
的中国农民迁居来满洲，他们依旧像刚来时那样贫穷，一把镐、一栋土坯房和几件
遮体的破烂衣服。中国政府以可笑的价格收购大豆，从中获取巨大利润。同样，满
洲具有巨大的铁矿和工业，总之，这是一块比人们所看到的那些令人沮丧的土坯房
和干涸的田野富庶得多的土地。日本人入侵的时间选择的恰到好处。中国军队正在
把金钱和将军们都投入到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另一部分投入到反对分离主义的广
东政府的斗争……
……所有中国人在感情上都是强烈要求抗日的……抵制日货在上海进行得非常
彻底。所有中国人都离开日本工厂、日本建筑工地和日本商店。
中国政府对抗日运动的支持，要么是软弱无力的，要么根本不支持。相反，中
国大学生却非常活跃……
……典型资产阶级的抗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一个温和的演说家要发表讲话，
5万大学生和工人出席集会，他们激动地要求采取强烈措施，并轰走了那个温和的演
说家。一个人跳上讲台，发表了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这演说颇有“赤匪”的味道，
吓坏了委员会。上千名大学生占领了一列火车，向南京驶去，要求与蒋介石谈话，
他们还殴打了姓王的外交部长，因为他在与日本的矛盾中，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人们还提出了许多激进的要求……
蒋介石的反应是采取了极为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