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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中国痞子，无一不是刻意装坏的假坏蛋，而刻意装坏的惟一目的，就是刻意嘲讽假英雄。当代文学中刻意装坏的假坏蛋，当然以痞子作家王朔为代表；当代影视中痞气十足的假坏蛋，则以葛优、赵本山等“丑星”为代表。痞子作家和影视“丑星”虽然暂时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一些廉价笑声，与之认同不仅不痛苦，还有一种病态的痛快感，但依然缺乏真正的审美愉悦。以陈丹青和严锋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痞子既不颓废更不优雅，与被丑化的中国坏蛋一样，依然毫无美学光彩。中国痞子与外国坏蛋的根本区别是：外国坏蛋虽然是真坏蛋，但是极有尊严，非常高贵，中国痞子虽然是假坏蛋，却完全没有尊严，更与高贵无缘〔9〕。反感、厌恶和嘲笑假英雄，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中蔚然成风。痞风劲吹之下，并非痞子作家的王小波也痞气十足，虽然王小波喜欢崇高壮美也喜欢外国英雄，但他更厌恶假崇高、假正经的中国假英雄，为了抨击假崇高和假正经，他刻意装出了一种毫无正经的做派。王小波这个假痞子与真痞子的区别是，中国痞子是外国坏蛋在中国生活中的拙劣仿制品，而王小波的痞气只是厌恶中国式假英雄后的自觉反拨和矫枉过正——这从反面证明了精神后遗症的无所不在。真痞子对自己没有尊严和毫不高贵并不在意，但王小波极有尊严也非常高贵，声讨极“左”年代对人固有的高贵与尊严的严酷剥夺，正是其全部作品的根本主题——正因为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更关注这一主题，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虽然中国观众厌恶中国假英雄必然会殃及外国英雄，但外国英雄毕竟不是中国假英雄，外国英雄毕竟没有容易引起厌恶的品质，所以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的更深刻态度既非反感，更不是厌恶，而是怀疑其真实性。之所以怀疑外国英雄的真实性，是因为信息被高度屏蔽和过滤，导致中国观众不仅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完全无知，而且只有“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错误印象。
中国电影中的假英雄，在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比比皆是，不仅充斥于报纸媒体，而且每个单位都有。大部分中国观众在实际生活中被权力意志垂青、成为假英雄的概率固然很小，但身边到处有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的英雄事迹模范事迹先进事迹是如何炮制出来的，所以中国观众对假英雄既痛恨又妒忌，感情非常复杂——但感情复杂依然是感情。由于做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有种种现实利益，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极其渴望这种机会降临，只不过很难如愿，这一颇为无奈的现实处境倒有利于他们保留基本正义感——一旦有机会成为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其正义感必然大为丧失。没机会做假英雄的普通人的自我安慰是：“宁做假坏蛋，不做假英雄。”——这是中国古训“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现代版。实际上这些人既不是巨奸大恶的假英雄伪君子，也不是坏蛋和小人，而是被剥夺了尊严和高贵的中国好人、中国顺民，充其量是略有一点小奸小坏的普通人或刻意装坏的痞子。
中国观众只是不相信中国英雄的“英雄”实质，却丝毫不怀疑这些假英雄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但中国观众不仅怀疑外国英雄的“英雄”实质，而且怀疑外国英雄在外国社会中的实际存在。由于丰富饱满、智勇双全的外国英雄形象比空洞虚假、有胆无脑的中国英雄形象离中国观众的实际生活更远，他们甚至认定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假，因为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完美，显得更高大全，不够完美的中国英雄尚且是假的，更完美的外国英雄当然更假。如果外国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英雄存在，那会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世界啊！所以中国观众不仅难以相信西方社会真有银幕上那种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甚至不相信这种英雄的存在可能性。一个人，既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上级命令他必须这么干，更没有人用枪逼着他干，仅仅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这在中国语境中长期遭到批判），他为什么要如此犯傻地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中国观众无法理解那些外国英雄的行为动机，只能对超越利益动机的英雄行为存疑。
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宗教虔信，对“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主持正义、赏善罚恶、清算一切的上帝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不怀疑外国英雄的动机，也会怀疑外国电影乃至外国社会中英雄最终战胜坏蛋的结局，认定外国英雄的胜利结局是外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虚构，认定这是对历史缺乏深刻认识的浅薄美国人编造出来的“好莱坞神话”。
无论是不自觉的反感还是自觉的怀疑，总之，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既不能痛恨或热爱，也谈不上妒忌或羡慕，只是感情缺位，感觉全无，既无法角色认同，也缺乏精神共鸣，更没有审美快感，只当其不存在。因此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身上所体现的最高的美产生了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这种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最终使中国观众对无论真假的一切崇高和壮美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麻木和审美冷感。
四、哲学的根本理由：循序渐进的理性目标
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心理学理由是纯然消极的，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属于积极理由，但却包含着致命的审美缺损和可悲的善恶颠倒，因此上文只是初步解释了绝大多数中国观众为何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却没有解释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比如画家陈丹青和作家严锋）为何也对外国坏蛋一往情深。只有找到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喜欢外国坏蛋的根本理由，才能真正解答“邱岳峰之谜”并彻底解构“邱岳峰神话”。
谁也没有理由完全灰色地认定，精神健全者在中国社会中不存在。这些精神健全者既不会受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支配，也不会因片面的美学理由而颠倒价值观，更不会因审美缺损而对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产生审美冷感，信息屏蔽和过滤也不影响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基本了解，他们对英雄在西方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没有丝毫的怀疑，那么为何他们依然如此痴迷地喜欢外国坏蛋以及为之配音的邱岳峰？
中国社会的精神健全者固然理性上更认同外国英雄，但感性上却更喜欢外国坏蛋，其根本理由是：在极“左”年代，全体公民都处于非自由状态，那些外国坏蛋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是从英雄到坏蛋、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国家主席到普通人的全体中国人都尚未享有的；然而外国坏蛋享有的消极自由决非那里个别人的特权，而是人皆有之的基本人权和天赋自由。因此让每个中国人先享有消极自由，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最切近的目标。外国英雄所追求的积极自由和崇高境界，中国人固然应该向往，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暂时还是不急之务。
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初级自由阶段，才能从初级自由阶段向高级自由阶段努力；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消极自由阶段，才能从消极自由阶段向积极自由阶段努力。只有既得陇，才可能复望蜀，不可能未得陇，先望蜀。要求中国人在未获得一己的消极自由之前，就以积极自由去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乃是与夏虫语冰，毋乃太早计乎？
既然已经享有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外国观众当然已失去吸引力，他们当然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因为英雄的积极自由捍卫了他们的消极自由。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神话，表达的正是外国公众的这一集体精神向往。由于尚未享有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当然向往坏蛋的消极自由。一旦已经享有坏蛋的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必然也会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
热爱外国坏蛋而冷淡外国英雄，固然是普通中国观众的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纯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把坏蛋视为“小人物”，把英雄视为“大人物”，正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转译所产生的经典误读，正如中国人不知道“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中国古训其实不足为训。
君子与小人是不平等文化的伦理预设，在这一预设下，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中，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这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于是他们用中国逻辑转译了西方逻辑：英雄都是大人物，坏蛋都是小人物——然后主动与被视为小人物的坏蛋产生身份认同、角色认同乃至价值观认同。然而大部分中国观众不知道，这一中国逻辑并不包含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英雄未必是大人物，坏蛋也未必是小人物。如果一定要借用中国话语，只能很不确切地说，外国英雄常常是“小人物”，比如卓别林演的大部分角色；外国坏蛋却常常是“大人物”，比如路易·德·菲耐斯演的大部分角色。但是用自由话语来对外国英雄和外国坏蛋下定义无疑更为确切：所谓英雄，就是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所谓坏蛋，就是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
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决不是渴望像外国坏蛋那样犯罪，而恰恰是渴望外国坏蛋除犯罪以外的一切消极自由。因此陈丹青只讴歌颓废但决不讴歌犯罪，严锋只称许优雅但决不称许犯罪。
从美学角度来看，外国坏蛋身上的颓废和优雅，正是消极自由的美学特征，外国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正是积极自由的美学特征。由于极“左”年代中国观众尚未享有消极自由，所以他们向往颓废和优雅，一旦中国观众已经享有消极自由，已经能够优雅和颓废，他们就会向往积极自由，也向往崇高和壮美。
由于独一无二的职业掩护，邱岳峰的坏蛋特权和消极自由在中国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优雅和颓废在中国也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发烧友只有虚幻的消极自由、虚幻的坏蛋特权、虚幻的优雅和虚幻的颓废。“邱岳峰配音我们听”的另一面是，邱岳峰不配没得听。这充分证明邱岳峰的发烧友是没有消极自由的、既不优雅也不颓废的假坏蛋。但假坏蛋们的虚幻消极自由吹响了自由的号角，最终扩大了中国的消极自由。
五、“邱岳峰神话”的祛魅和解构
1980年，当中国已经开始了被称为“拨乱反正”的艰难转型时，邱岳峰却因为“搞腐化”而被迫自杀。作为这个通俗悲喜剧的头号反派，毫不意外地，邱岳峰自己恰恰是一个假坏蛋：“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内控对象”，至死未获平反。虽然邱岳峰本人早已成了偶像，但他这个中国社会的真生活中的假坏蛋，只能在为外国电影的假生活中的真坏蛋配音时过过消极自由的嘴瘾，一旦把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人皆有之的消极自由在中国社会里付诸实际行动，等待他的只能是身败名裂的厄运。历史的快速变迁和历史的快速遗忘，可能使新一代已经不知道何为“搞腐化”，连新一代邱迷也未必了然。“搞腐化”是那个乌托邦时代对男女情爱的道德主义命名。
作为精神后遗症之一，陈丹青的评论不得不非常含蓄：“沪上市井传说过他赴死的原因，是原因，也不是原因。我猜，我愿断定，他死于高贵的颓废。……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凡尔杜先生’对那位他本想谋杀的女子惨然说道。邱岳峰有情，他谋杀了自己。”意思是说，搞腐化也是人的消极自由，搞腐化更是颓废的一种方式，而且非常高贵。
严锋的评论则直言不讳且极富勇气：“我从小在一个清教徒的思想环境中长大，有着绝对道德化的倾向，对那样的事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深恶而痛绝之。可是，我记得当时自己对自己说，邱岳峰那样的人，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