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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侠客如出一辙。但是东汉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剿灭侠客，与西汉相比，侠风有日衰之势。不过，当汉末君主庸弱、军阀混战之际，侠客们又成批涌现，其影响绵延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有名的乱世之一。此时的剑侠，呈现了衰世放狂的景象。东汉后期，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朝纲混乱，政治昏暗，土地大量兼并，豪强势力膨胀，苛捐杂税沉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逼得大批失去土地和生存能力的农民背井离乡。这些流民生存无着，只好铤而走险，继张伯路、章和、张婴等领导的流民暴动之后，终于酿成了黄巾起义。
流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中强悍有力者，有的就变成了侠客，有的干脆沦为强盗，这是当时布衣之侠的重要来源。而随着黄巾军的被镇压，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权贵和豪强地主羽翼渐丰，开始不受中央的制约。这些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的乱世英雄，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侠客的影子，他们是公族豪侠的来源。如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后官至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俊，性情刚直，轻财好义；河内太守王匡，乐善好施，以任侠闻名；董卓性情粗野，尽与羌中豪杰交往。在混战中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有侠客气质和任侠的经历。至于像鲁肃、徐庶、典韦、张邈等豪杰，更是不计其数。两晋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侠客的活动更见频繁。
隋唐五代社会治乱交错，崇尚强力，侠客风行。李渊夺取天下时所使用的豪杰中，有不少是侠客。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诚结天下豪俊，以至藏亡匿死，颇有战国时平原君、孟尝君之风。唐人崔融描述唐代侠客情景：“轻沙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则竦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鸣则弯弓，睚毗则挺剑。”五代时期侠客势力与隋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高祖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曾夜入农家，窃取民女李氏，即后来的李皇后。周太祖郭威，青壮年时就喜好赌博任侠，不拘小节。吴越王钱鏐“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侠客出身。
宋元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强大，侠客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这一特殊的社会人群，逐步走向岑寂。
但是，到了晚清，侠客的流风余韵，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又有了寂寞已久的回响。这是绵延数千年的民族精魂不死的闪现；这是海潮与岩石相约百年的拥抱；这是埋藏于地底的岩浆长久沉默后作出的抉择。
三
剑器的来历源远流长。最早的剑，大约是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用兽骨雕制成的骨剑，这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文物中可见一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剑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从山东临朐发现的吴王夫差铜剑、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铜剑和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铜柄铁剑中可以看出，剑器已经成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器具。特别是1965年从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依然寒光四射，剑气逼人。
古时候的名剑，有记载的就有干将、莫邪、巨阙、太阿、龙渊、纯均、胜邪、鱼肠、湛卢九剑。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当时铸剑有名的，吴有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越有欧冶子。而在韩国，所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铁炉，有棠溪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用它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相传越国的欧冶子和吴国的干将是同学，他们的老师在铸剑时，因矿石不能熔化，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干将和莫邪夫妇为吴王铸剑，他们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悉心冶炼，竟然三月不出铁汁。为了成功地炼出铁水，他们先是向炉中投进毛发和指甲，铁汁仍然没有流出，最后只好效法他们的老师，双双投入火中，以身殉剑，才有了干将、莫邪两柄雌雄剑的诞生。这些传奇，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细细品来，却发人深省：铸剑人化身为剑，在炉火中涅槃再生，这剑就有了生命，这剑就张扬了人的灵魂，人的价值从剑中体现，剑的分量渲染了时代的色彩。
春秋战国时，佩剑的重量和长短，标志着士的身份。剑有上、中、下三制之分，士又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种。所有佩剑者，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份佩带相应重量和长短的剑。从江陵出土的大量剑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富可敌国的王侯将相，还是穷得无片瓦寸土的布衣百姓，都把青铜剑作为随葬的必需品。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人们，如此生必剑佩在身，死必剑随人葬，剑器与人如此形影相吊、生死不离。也许，从造剑的神秘、神剑的无所不能中，人们对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膜拜，以至剑人相熔、人剑合一；也许，身处那个战祸连年、英雄辈出、霸权迭兴的特殊时代，任何丈夫气节、英雄气概，有了一柄寒剑，便能以最简捷、最自由、最豪气的方式，使之发挥得尽情尽意酣畅淋漓。
四
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特定时代，剑的功用，便变得有名而无实。
先秦之后，文人雅士们吟剑且佩剑，是敬慕先贤，高扬剑气；是借他人之杯盏，浇心头之块垒；还是倚寒剑威武之胆，壮书生文雅之色？
晋代文士陶渊明，避乱世而采菊东篱之下，竟作了一首不为人们提及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和陶渊明都生于乱世，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生活的世界，更阴森可怖，血腥味更浓，社会动荡，仕途污浊，人才受压，凭着一柄长剑，怎能刺穿黑暗？他只得远离官场，退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用优美的文笔，描绘梦幻中的桃花源。但是，这位有雄才大志却报国无门，洞明世事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智者，只有借酒浇愁装傻隐忍，远离尘世却追念先贤，抚剑长叹。
比陶渊明早一个世纪的嵇康和阮籍等“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他们看不惯篡位的司马氏政权，便纵酒谈玄，故作狂放，游会于竹林，超脱于当世。他们怀想春秋战国前贤，想必也常常抚剑长叹，感慨万千。
其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虽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逢际遇有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长剑随身，诗剑相融，求索于滚滚红尘，漂泊于天地之间，一副侠客气派，一生落魄命运。李白不仅诗酒闻名千古，而且仗剑任侠，颇有盛名。他年十五而好剑术，轻财重施，遍干诸侯；曾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常与江湖侠客交往，是一个十足的侠客；成年后，仍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故此，龚自珍《最录李白集》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一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至于杜甫、陆游他们，虽然也吟诗使剑，梦想将诗笔难以捣毁的现实黑暗，以神剑的功力去完成，但这种遗憾却始终如影随形，伴随一生。就是后来的剑客辛弃疾，这位文武兼备的英雄，纵然有过“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历史，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但南渡以后，在贪生怕死的权贵手下，勇士冲天的豪气，也无法吹开宫廷重重帷幕，剩下的只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文武兼备的所谓“儒侠”外，更多的文人，是借剑言志，剑发心声。唐人郭震作《古剑篇》，以龙泉宝剑比喻沦没的人才，借咏剑发议论，吐心中不平。贾岛的《剑客》诗思奇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是以剑客的口气，托物言志，抒发自己兴利除害的政治抱负。
诗界的前辈屈原，其佩剑或许很名贵。他行吟泽畔，忧国虑民，郁乎不得志之时，正是佩陆离之长剑，戴切云之高冠。但据推测，这剑与后世诸多骚客雅士之剑，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试想，一个身在高位之外，行不能险走极端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清人龚自珍在读了陶渊明的那首《咏荆轲》后叹道：“陶渊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想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他咏叹的是前朝事，讽喻的却是当世风。诗人感慨侠风衰微，豪情不古，颇为遗憾。他的另一首《漫感》：“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也不过是一种纯抒情式的自慰而已。
五
古人爱剑，可谓如痴如狂。今人爱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将历史故事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塑造出一批人物性格鲜明、剑术高超绝伦、文化底蕴深厚而深受欢迎的剑侠形象。加之现代影视艺术的再造和烘托，更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文武之道，素来相隔如山。然而，古今文人，数千年来却一直挚爱着剑侠，或仰慕怀想，或仿效任侠，或诗文寄托，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这其中自有其不解之迷。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论什么时候，文人能施展才干之时，侠客便变得很少；文人毫无用处之时，侠客便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此消彼长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剑侠的滥觞阶段，也是他们展示形象的鼎盛时期。在那个礼崩乐坏、法度失丧、道德沦落的乱世，文人无用武之地，一群具有强烈使命感、献身精神和浪漫色彩的剑侠，便从水深火热的生活底层澎湃而出，他们浪迹天涯，奔走四方，幻想用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以实现理想社会。他们是一些驰骋纵横于现实之中，又超然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人。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六朝如此，五代十国如此，清末民初莫不如此。
文人与侠客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关系。遭遇乱世，文人自叹生不逢时，理想幻灭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柄剑。李白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帏复何盖”。王昌龄《少年行》言“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干金”。文人做不了的事情，希望侠客来补救。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
文人和剑客之间，其实都是一家人。他们的理想与精神，从来就是一脉相通。孔夫子、孟夫子教人实现美政世界，老聃、庄周引人返璞归真；而千古侠客共同的理想和愿望，都是救民众于水火，使生灵免遭涂炭，建立一个道德淳美、清平无争、民乐融融的桃园世界。他们殊途同归，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以书，一个用剑。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时刻都用最敏感的神经感悟世界，用最健全的人格影响他人，用最前卫的手段修正时代。正因为他们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列，对时代的发展走向，总比他人感受更真切更准确，对社会的弊端审视更及时更透辟，批判也更尖锐。他们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因此，他们的形象才有了永恒的魅力。千百年来，既当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人格理想。这种集文人和侠客优点于一身的“儒侠”，既克服了侠客卤莽粗野的缺陷，又弥补了文人文弱无力的不足。有了这种价值取向和形象模式，苏东坡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才豪气冲天，文采飞扬；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成了千古名句，流传后世。
剑侠与文人，从来都是难兄难弟。剑侠的长剑虽然锋利无比，终究不能杀尽不平而破旧布新，更无力将传统社会改造成真正的桃园乐土。故此，隐居山林或者殉难死节，就成为他们必然的人生结局。壮志难踌而抱憾终身，即是他们命定的精神归宿。文人寄情于侠客，在现实中期望侠客回天有术，希望幻灭后，便在武侠小说中塑造剑侠无所不能的形象，以虚幻的世界自慰慰人。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也做不成桃园梦。这对患难与共的兄弟，只得无数次地奋斗，殉难，再奋斗，再殉难，使人类社会发出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撼响，使中国历史在激情澎湃中不致沉没。
六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剑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的成分。正像陡立的石壁上，生长出挺拔遒劲的松树，因了阳光、空气、土壤、水分和时间，这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品格。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