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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生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踞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这些句子是谁写出的呢？周宁说，是一个叫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的美国佬写的。但我觉得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我自己写的，至少是我很想写的。周宁说，西德莫尔说这些话带有种族偏见。有没有呢？有。但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至少在我看来是。
还是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
1995年夏天，我陪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e
Curien）一家到贵州黔东南农村采风。我们从贵阳出发，乘火车前往凯里。那天早上，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长龙已延伸到售票厅之外，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安妮问，怎么办？我说，有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按规矩排队，但这样一来我们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第二，我们多花点钱，叫票贩子买票，我们马上就能走。这时候，安妮就开始向我发问了，此后这路上她的问题一直不断，而她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很难回答并使我心情烦躁。她问：你说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就是有可能排到中午也买不到票。她问为什么？我说到中午就不一定有车了，没有车的话，他们就不卖票了；就算还有车，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大半天不移动一下，到中午很可能排不到窗口位置。安妮说，他们为什么不首先销售马上要走的列车的车票呢？这个问题就使我为难了，我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又问，为什么排队的人们移动得那么慢？我说，你看，前面那些都是票贩子，他们不停地插到队伍的前面去帮后来的人买票，前面的人反而买不到票了。安妮问，为什么那些票贩子可以到前面去买票？他们有特权吗？这问题使我犯难了。安妮又问，他们跟里面卖票的人认识，对吗？我说对，是这样。安妮又问：政府不管理他们吗？我又哑口了。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说政府管吧，但现实状况在这儿明摆着，说不管吧，好像政府又经常说在抓这些事。安妮突然自作聪明地得出答案说，噢，我明白了，他们是铁老大，政府管不着。我想想，的确有那么点意思，于是我们都笑了。
但笑归笑，笑过了，我们还得落实买票的事。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怕耽误大伙，就当机立断叫一个票贩子帮我们买票，票贩子立马就从窗口帮我们买到了票，这卖票的窗口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样。票买到了。当然，我们每张票都得多付十元手续费。安妮对多付这十元钱很不高兴，尽管她月薪一万法郎，比我每月九十七元人民币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她觉得票贩子挣的这笔钱来得太容易，太没道理，太不合法。
好了，现在我们把票买到了。我正准备带着安妮一家往候车室走去，这时走来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女同志，对安妮说，喂，外国人到这边候车，对，楼上，二楼。安妮调头往回走，我就有些傻了，我从没陪同过外国人出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安妮他们一道去外国人的候车区，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跟上了安妮。幸好，到了二楼，我没有被格外盘问，而宽敞、洁净的外国人候车室让我羡慕不已，因为我长这么大，坐火车无数次，还从来没有坐过不挤的火车，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像这样格外的待遇。我当时真恨自己没有马上长出蓝眼睛和黄头发来。但是安妮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她一家人都是一副不在乎无所谓很平常的样子。
接下来，广播响了，内容是通知旅客做好进站的准备，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听到了一阵如潮水般的骚乱，成千上万的旅客们被堵在剪票口之外，站着等着，挤着，行李沉重，人声嘈杂，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电喇叭在反复强调着进站的纪律。而乘着那黑鸦鸦的人群还在骚动的时候，我随着几位外国旅客被提前安排上了火车，尽管我们所买的火车票的票价与一位普通中国旅客所买的火车票票价完全一样。
尽管如此，安妮对这趟旅程还是颇不满意。她首先是对那多付的十元人民币耿耿于怀，其次她觉得把她一家和中国人分开上车很不公平，她说这是一种公开的种族歧视。我懒得理她，心想她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让我对她产生同情了。我们刚刚落座，一大群旅客就像洪水一样涌入我们的车厢，有人迅速地抢占座位，有人高声尖叫，有人为放置行李争吵了起来……待这一切都随着列车的开动而停息下来之后，抽烟的开始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起来了，打扑克打麻将的也摆开了阵式，然后是吃的吃，笑的笑，男男女女把臭得叫人窒息的香港脚亮出来，伸到对面的座位上……
我想这个故事不用再讲下去了吧。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样的场景和遭遇应该司空见惯。我不知道安妮后来到底是如何记述和描写我们这趟旅行的，但就是我自己，也实在无法从内心里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样说当然很有一点自贱的心理，而且很容易让人指责为不爱国。
我想，无论是“黄祸”论也罢，或是“牧歌田园”论也罢，不管西方人从哪个角度来描写中国，我以为都不可能是莫须有的。想像的成分肯定有，但想像依旧来源于现实，依旧是现实的延伸。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种种描述当然肯定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完整；同样肯定地只能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臆说和诠释。但不能因为他摸到象脚后说象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否定他说的不是事实，即使他所说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出入很大相差甚远，但依然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眼见为实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说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不是中国，更不能说谁谁谁笔下的中国就是完全的美化或丑化。事实上，从旁观者清的角度上讲，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带着种种偏见的描写，恰恰可能是最接近真实的。因为对“真正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仁者见仁，各有各的见识；而我们似乎也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
我和安妮一家前后四次的西部乡村旅行故事讲起来太长，但她作为我接触不多的外国人之一，却为我提供了很难得的中西思维对比。安妮一路上不停嘴的十万个为什么虽然令我心烦，但却启迪着我麻木的思维。许多问题原本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经她一问，我便发现了存在的荒谬和荒谬的存在。比如说吧，我们每到一地，都有人请我们吃饭，当然是以单位的名义，而我什么官位也没有。安妮很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我便一下子愣住答不出来。我反问安妮如果我在法国会不会有人请我吃饭。安妮说绝对没有，就算你代表着官方，请客的情况也很少，即便请客，法国人也不会像中国这么浪费，他们一个菜一个菜地上，到你吃不下了，就不上菜了，不像中国，满满一大桌，几乎没吃什么，全浪费掉。我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比较注重接待工作。安妮摇着头，表示很难理解。像这样的问题，你稍一思索，就发现其矛盾冲突的背后体现着文化与思维的差异，也体现着民族性格的不同。
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上看问题的，其见解和言辞也必然地依赖于自己先天的种族记忆和文化密码，只有一些傻乎乎的所谓人类学家才大言不惭地强调自己的发言是纯粹的客观公正。因此人类可能存在一种对异质文化作歪曲描写的普遍心理，这就是说，与本族描写不相一致的描述是必然存在与在所难免的。其实，认真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化和丑化并不比中国人美化或丑化西方人更甚。这一点，许多人都论证过了，周宁也论证过了，应该没有太多的疑义。
行文至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周宁让我见识了这么丰富的西方奇谈怪论，让我从中照见了自己的丑陋和不幸。虽然周宁写作这组文章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我还是以我四十年底层生活的经验来解读这组文章和文章中大量引用的西方言辞。这使我想起我们去年夏天在贵州的那趟旅行，在那次险象环生的旅途中，他总是保持着足够的理智和耐心，而我则每每情绪激动，绝望到近乎疯狂。现在想来，他的理智和耐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想想吧，一个五千年在文化心理上都不曾有过大变化的民族，要想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大幅度的转型，这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啊！
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
？ 张英洪
我是因为研究农民问题才开始关注劳动教养制度的。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并不像户籍制度那样明显针对农民这一特定的弱势群体，但近期来在农民工进城和农村基层干群矛盾冲突中，农民被处以劳动教养的日渐增多，就使笔者不能忽视对这一制度本身的理性考量。
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非法治的特殊环境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独特的劳动教养制度。这种“中国特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国民党的一切旧“法统”被全面摧毁，新的规范有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尚未建立起来。这样，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很自然地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做法，大量地以党中央的文件形式整合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外交。作为一种必不可免的制度替代，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事实上起着最高法律效力的历史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接连不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巩固新兴政权。从1950年开始，中共中央以发布文件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活动、“三反”等政治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这个“百分之五”的比例以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种“经典比例”。劳动教养这一历史性概念也就是在这次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
为了处置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大量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对如何处理在“肃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出了新的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不判刑，也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进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1〕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实行“劳动教养”的政策。从此，劳动教养这一崭新的政治符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专用词汇。
可见，“劳动教养制度”至今已半个世纪，它可以与“户籍制度”比寿，但比“收容遣送制度”的资格要老得多。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再次强调劳动教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将清查出一批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决定，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国家指定的地方，组织他们劳动生产，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使他们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