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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洛娃和比他年轻十岁的金发女郎莉卡·米济诺娃的欲罢不能的感情关系，就都可以以新的眼光来看了。此外，如他曾准备写一部《性功能史》，原来只认为是他对医学的热爱；他的关于“医学是我的法妻，文学是我的情妇”的著名比喻，除了认为是他对专职和业余的比喻外，也可以据此来思考他潜意识里被压抑的隐情了。要是能找到让·贝内迪蒂一九九六出版的新编契诃夫和奥尔迦·克尼佩尔的通信全集《亲爱的作家……亲爱的女演员……》（Jean
Benedetti：Dear Writer……Dear Actress……），就更能读到信中许多急切希望相见、满足性要求的词句；另外，在与他人的通信和交谈中，同样也有许多发泄性欲的猥亵语言。
俄国出生的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在《契诃夫传》中写道：“契诃夫的习惯是对自己的心灵活动严格保密，或者以开玩笑的方式谈及一些。”只是此书写于苏联解体以前，缺乏足够的材料，这位严肃的传记作家只好点到为止，如接下去写的：
接近他的人说，他与一名芭蕾舞演员和列多夫斯基剧院的一位法国女演员有过密切的交往。他自己承认经常光顾莫斯科一家著名的音乐咖啡厅“娱乐园”。在那里聚会的都是些喜欢吃喝玩乐的军官和作风轻浮的姑娘。这些人拉着他说笑、喝酒……（侯贵信等译）
事实是，不仅在年轻时，直到后来以致最后的岁月，契诃夫都具有强烈的性欲望。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是肺结核患者，一个著名的肺结核病人。
契诃夫的肺结核最初可以追溯到1884年的12月7日。那天，随着一阵干咳，契诃夫觉得嘴里有一股异味，接着就吐出一口鲜血。十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在咯血……我全然没有料到会害病……可能是某一血管破裂所致。”
虽然直到1883年，除了1876年或1877年的一个假日和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在郊外一家犹太人的路边酒店过了一夜、又在河里洗了个澡之后生过一场重病，一般说来，契诃夫的身体一直是强健的。但1883年12月的一次发热，可能就是不久后吐血的前兆。但大学医学系毕业、并有行医执照的契诃夫却不相信自己得的是肺结核，更忘了自己是生在一个有肺结核病史的家庭。
契诃夫的哥哥、爱酗酒的尼古拉1889年3月发作急性肺结核，像当时许多酒精瘾者那样，不到三个月就死了。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姨妈费奥多西娅也是肺结核患者，在尼古拉死后两年也死了。作家的一个叔叔也死于同一疾病。这说明肺结核在契诃夫家的传染，而他们却缺乏有效的对付办法。
不相信自己患肺结核，自欺欺人认为“咯血的原因，更大的可能性是咽喉而不是肺部出了毛病”，这没有用。疾病在一天天加重，还一次次咯血。从1890年或1891年起，病情开始恶化；到1897年3月，作家就完全垮下来了。他一次又一次病倒，疲乏无力，精神萎靡不振，还常常被迫不得不卧床休息。传记作者引一位来看他的作家的描述说：
契诃夫的胸部凹陷了，鸭舌帽扣在眼睛上，面无血色，胡子花白，像老人移动小步蹒跚而行，常停下来调整呼吸。他左侧腰间挎着一个带皮套的长方形水壶，咳嗽时，他拧下镀镍的水壶盖，转过身去把带血的黏痰吐进水壶。等到呼吸恢复正常了，他扶一扶夹鼻眼镜，向人强颜欢笑。
一副肺结核患者的病态，而这时他还大约只有四十岁。从契诃夫的照片，也完全可以看出他如何从1879年英俊强健的青年变成1888年眼窝上的脂肪消耗殆尽的痨病病人，尽管后期的照片明显是经过修整的。
最后，这位作家就在1904年7月死于这一疾病。
和别的疾病一样，肺结核不但影响人的身体，还影响着人的精神，人的性格；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还会影响到他创作的风格。
安东尼·阿尔伯特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中写道：
随着结核菌侵入她的肺部，凯瑟琳开始用一种微妙的不同眼光来看待事物。去比利时的疗养旅行产生了两篇小小的游记，作品虽然微不足道，却流露出一种新的迹象，力求细致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凯瑟琳后来掌握了这种技法，就像印象派画家懂得如何捕捉光线一样。
看她的一段叙述：
夜晚，将晚餐收拾后，吹去你正在读的书上的面包渣，点上灯，蜷缩在炉火旁——这是倾听雨声的时候，你感到一阵突然的静寂，于是睁大双眼，那是什么？喂，在下雨，开始有些不情愿，然后越下越急，敲打着窗子，敲打着门，雨下来了。空气似乎改变了；你感觉到黑暗中流淌的水，甚至连手和脸都变凉了，你开始来回走着，雨的声音多大啊。你在镜中看见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丑。你对在不平的镜面中那丑陋的家伙说：“我二十八岁，我已经选择，而且绝对是有意地选择永远独自生活下去。”镜中的家伙短促地笑了一声说：“那是说着玩的。”……现在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上花园的台阶，停在门口，有人来了，但是没敲门。又是脚步声，又是停顿，似乎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潮湿的门把手。你可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你记起来厨房门还大开着，跑上去把门关好。雨打进来了吗？没有，其实并没有，你探头出去一会儿，看见两个小小的檐槽飞到花园里去了，黑暗中，听上去就像有女人在外面潮湿的花园里哭泣，大笑，谈话，埋怨，大笑。一个人说，“生活不快乐，凯瑟琳，生活不快乐。”但是现在雨已停了，外面的灯柱在灯光中呈现黄色，一根闪亮的树枝掠过灯柱，看上去像狄更斯小说中糟透了的一幅画。是的，雨快要停了，你添好火，蹲下来，把手张开，似乎刚被从沉船上救出来，能安全地活下去就是够快乐了。（冯洁音译）
敏锐的感觉、深切的观察，细腻地表现出隐蔽在这位肺结核患者内心渴求生命的抑郁情绪。
患肺结核之后出现的这种变化在曼斯菲尔德的其它作品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当她的《在德国公寓里》出版之后，伦敦一家主要报纸《泰晤士报》就从作品中看出作者“观察敏锐”的特点；另一家重要报纸《每日电讯》的文学评论员更称赞作家“那奇特的、精灵似的笔触”。这是肺结核患者的才性的体现。还有许多其它篇什，像《莫斯小姐的一天》、《金丝雀》、《罗莎蓓儿惊梦记》等，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孤独，也能非常直接地使读者产生一种沉重的抑郁之感。
契诃夫的情况也一样，肺结核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同时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精神，影响他的创作风格。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发表在《蜻蜓》、《花絮》、《闹钟》、《消闲》这类从名称也可以看出是幽默杂志上戏谑性的小故事。《在海上——水手的故事》写父子水手通过墙上凿出的一个小孔，看轮船特设的“新婚夫妇客舱”里，新婚的丈夫如何为了“一叠钞票”，央求和说服“身材苗条、相貌很美”的新婚妻子，同意他把初夜权卖给一位年老的英国银行家。颇具文采的《艺术品》也只能算是情结巧妙的笑谈：出于感激，一位病人送给医生一个古铜烛台，惟一的遗憾是不能配对。医生已有妻室，发现烛台内容轻佻，不敢留在家里，便送给一位丑角演员；这位演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它卖给一位收买古玩的女人，这女人就是那位病人的母亲。当病人重新出现在医生家里时，他认为，这样一来，医生到底配齐有一对烛台了……
这些小故事，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外，可以说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作家契诃夫带来声誉的是他后期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这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像是出于两个不同的人的手笔。真名为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的俄国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1866～1938）写道：
早期作品中的契诃夫与我们所习惯的晚年契诃夫极不相似。青年契诃夫高兴快乐、无忧无虑，就像飞来飞去的小鸟。他在幽默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然而在1888年——1889年，即当他才二十七八岁时，就发表了两部作品：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和剧本《伊凡诺夫》，给新的创作奠定了开端。显然，这里发生了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它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过去那个快活的、兴高采烈的契诃夫就隐没不见了。《闹钟》的滑稽可笑的故事也消失了，而有的只是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方珊译）
是什么使作家出现这种“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使作家从“高兴快乐、无忧无虑的小鸟”变成为“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呢？是疾病，是他的肺结核病。的确，从契诃夫1889年写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病态的抑郁情绪了。
《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原来对生活满怀欢乐，但是自从患上“一种医不好的”病之后，一切都变了。半夜里，他会忽然醒来跳下床，
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如龙译）
本来，无论什么游戏、玩乐、消遣，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觉得都不及讲课能给他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如今，课堂上的这种快乐，还有原来和家人一起用餐时的欢畅，与上门来的朋友交谈时的愉悦，都不再有了。他时刻想的就是自己“被命运判处了死刑”，只有“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对一切都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厌恶。无论到哪里，他心里始终都感到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讲课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目前所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这个讲堂“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来占据”了；每次吃饭，他都觉得“比在冬天还要无聊”；傍晚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也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去郊外穿过田野、经过墓园时，想的也是“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深夜里醒来，看窗外虽然“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墓园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而躺回床上、闭上眼睛之后，甚至感到“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总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时刻都是这种抑郁的心态。
在哥哥尼古拉死于肺结核之后五年，1884年的咳血证实了契诃夫也患了肺结核这种他们家族性的传染病；1888年10月，作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每年的冬天、秋天和春天，以及每一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在咳嗽。可是只有在我看到血的时候，我才感到惊恐，嘴里吐出来的血里有一种凶气，就像晚霞一样……”这使他内心，或者潜意识中“被一种恐怖压住”，如他自己后来在1819年6月26日的一封信中说的：“没有一分钟能够摆脱灾难将临的感觉。”就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样，尽管表面上常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是苏联的契诃夫传记作者符·叶尔米洛夫说的：“由于契诃夫见到了他哥哥临死前的情况，可能也由于他时常想到自己的病体”，因此“从1887年或1888年起”，契诃夫心中就“有一种还没有清楚意识到的、然而经常不断的耽心……一想到自己有病，他就感到沉闷”。并使他从这个时候起在创作风格上开始发生这么大变化，使他在这个时候写的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中真切地刻画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等待死亡时的内心世界”。其实，只要在读《没意思的故事》的时候，对照传记材料，人们就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不但与契诃夫一样是一个获过奖的名家；与契诃夫一样，“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一副肺结核的病体；与契诃夫一样，与受欺凌的莉卡·米济诺娃一样与卡嘉保持友情，还与契诃夫一样，终日生活在“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之中。了解契诃夫的俄国批评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在小说刚发表时就已经指出过这点，说“是因为作者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写了进去”，才使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故事与契诃夫的“生活本身如此之相似”。的确，契诃夫只是以隐含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投射到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