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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8〕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9〕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10〕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11〕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12〕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13〕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4〕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注释：
〔1〕〔6〕〔9〕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3〕刘峰：《1958年军委反教条主义》，《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4〕王鹤亭：《关于李德在苏区的一些点滴回忆》，《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5〕江拥军：《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开国初期两位老帅的一段公案》，参见《读书文摘》。
〔8〕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10〕刘培一主编：《元帅的晚年岁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43～144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281～283页。
〔12〕〔14〕董保存：《风起钓鱼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23～24页。
〔13〕权延赤：《庐山会议新说》（《大时代》杂志增刊），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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