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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曾这是自嘲还是自慰，抑或是后悔呢？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后张耀曾为“节流”，卖掉了自用汽车，辞退了司机（3月31日），又“检家中仅存之公债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后日子似乎渐渐有了起色，张耀曾的日记中读书、访友，鲜有提及囊中羞涩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张耀曾旅居上海，与沈钧儒等开办律所，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沈钧儒私人记录的 “七君子”事件（1）
沈钧儒像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省嘉兴人。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1928年起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参加宋庆龄、马相伯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力主抗日，致使同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们、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辨护，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与黄炎培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当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国民会议时，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病逝于北京。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因宣传抗日救亡，在上海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件事已经过去近七十年了，对于个中的纷繁纠葛，恐怕除了后人们人云亦云地附会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沈钧儒被捕前，和张耀曾一道，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合伙执业律师，二人交往已久。在沈钧儒被捕后，也正是张耀曾等上下奔走，才使得“七君子”身陷囹圄后，重新获得了自由。张耀曾为此出力实在不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张耀曾的日记中窥其大概； 而张耀曾日记中空缺或言之不详的部分，我们又可以从沈钧儒的家信中得到印证。
一 沈钧儒被捕
张耀曾的生活完全地被沈钧儒的被捕打乱了，他11月23日～27日的日记，全部是关于沈钧儒的。11月23日日记如下：
今午前四时顷睡梦中，忽被女仆敲门唤醒，谓沈先生来，以为衡山有急事也。入客室视之，乃为衡山子。惊询所以，则衡山已为捕房及公安局人在三时左右撞宅门捕去矣。据云，同时接电话，被捕去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共六人也。余谓明早必送去法院，当往辩护。令速往褚慧僧处设法向市府疏通。汝兼（即沈谦，号汝兼，系沈钧儒长子，笔者注）去时，夜犹沉沉，仍入卧床，睡不能稳。朝七时即起，八时半汝兼来，谓衡山等已由静安寺捕房送往法院，因偕汝兼驰往法院询之，捕房律师谓在高院或地院开审，尚未定。旋见衡山等来，稍与语，以辩护委状嘱其签字。久之，法院传语，在高二分院开庭。知其以危害民国罪侦讯矣。在庭侯久之，始有独任推事讯问。捕房解单书明有政治关系之嫌疑，而公安局人则称与工潮有关，并声明奉南京电令而来。余以其并无拘票，且不合羁押条件，请求交保。旋奉裁定，准予责负，于是沈、王、李等同时释出。余送衡山至慧僧处，又送彼至锦江小餐，遂别。此事来势甚为严重，今得保释，并订二十五日下午再讯。余仍恐公安局负气不平，有中变之虞。
这就是沈钧儒等刚刚被捕后的情形。事实上，被押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只有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张耀曾日记中没有注意到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三人被押送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七君子”们短暂获得自由的同一天，救国会的《救亡情报》号外刊登了七人被捕的消息，此后《立报》、《大美晚报》等亦纷纷转载，“七君子”事件传遍全国。
显然，从当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耀曾之所以以年过半百之龄，为此上下奔走，彻夜不眠，完全是冲着沈钧儒去的。这一点既可以说是张、沈友情的见证，也可见沈之家人对张耀曾的信任，——他们在事发第一时间，仅仅一个小时后，就赶往张耀曾住处，请求他想办法。后人只知道沈钧儒等被捕后曾获得过短暂的自由，殊不知，此全乃张耀曾之努力造就。
11月24日的日记也全部是关于沈钧儒的：今午前三时顷，电话铃声大响，披衣起稍迟，已无声。知衡山事必有变矣。朝七时，汝兼来告，捕房及公安局二时又持拘票来拘，并闻王造时亦被拘去，李公朴则以未回家得免云云。余于九时偕之前往第一特区高院询问，谓此案下午二时开审，并面交通知。遇张季龙，谓章、邹、史法租界法院未再拘，亦可异矣。午后二时赴高二分院，旋郁华偕二推事及检察官开庭。郁谓，再发拘票系有新事实，即出公安局来函，谓有逃亡之虞。后由公安局人陈述沈某等组织救国会，有共产分子，故请归案。郁令就移交程序辩论。余起言，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须由公安局切实证明，否则先由钧院检察官或工部局捕房侦察办理，租界以外任何机关无权管辖，即谈不到移交。此外，各律师则多就协定第六条言，主张调查后，始能说移交。不半时，辩毕，退庭评议。旋升座裁定曰：“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非租界内发现之人犯，不生移送问题，着公安局与租界捕房交涉办理”云。余即起言，此案既不受理，则被告等应恢复自由。郁谓，应恢复廿三日逮捕时之原状。嗣各律师相继发言，辩论甚久。余以裁定既下，不能遽改，故不复再言。后，衡山表示，愿赴公安局，惟不得加以拘束。余因起言，法律为任何机关所应共同遵守，无端过分拘束被告身体，为刑诉法所不许，应请谕知捕房及公安局员。郁当即顾该员等令注意。旋捕房人等拥沈等出房，旁听者大噪，律师仍有争辩者。余则退去，随往静安寺捕房省视各人。旋捕房决定移送公安局，余亲在旁看沈等上公安局大汽车。随即乘车尾随，直赴公安局。
这是张耀曾日记中记载的，在法院里和当局对峙的情形。除了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希冀当局做出有利于恢复沈钧儒等自由的决定外，张耀曾忧心如焚，也希冀通过争取，使沈钧儒等人尽可能少受皮肉之苦。同日的日记对此记载如下：访蔡劲军，未在，由科长黄华代见。黄谓，沪上罢工、罢学，沈等均有嫌疑。余谓，法律及事实今姑不论，希望对沈等优待，并拟即刻接见谈话，以便回报其亲族，黄华即导往前楼，上大客厅，与沈、王、李三人晤谈片刻。见相待尚好，遂辞出，转往律师公会。
这蔡劲军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华是上海市公安局司法科科长。同样是同一日的日记，张耀曾也详细地记载了与同人努力的经过，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最好能够从“内部疏通”：时，正为此开特别会议。余报告沈等捕归公安局两日来经过。末谓，公会谓法定机关，职权有限，对本案可援助处，请尽法律范围援助。时已七时过，即往中社聚餐，向同人报告。余谓宜从内部疏通，早复自由。慧僧约明日同往中汇银行访新之、月笙，许之，并约陈陶遗同往。此一日奔走谈话均特多，并不甚疲。
在中国在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会带上一丝人情的色彩，诚如张耀曾所言，“从内部疏通”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上海警察当局羁押“七君子”的消息传开后，社会舆论纷纷质问国民党当局，并要求马上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在国民党内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等二十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对此慎重处理。张学良还以个人名义苦谏，远在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就此致电国民政府。救国会的领导人“国母”宋庆龄、马相伯等为此更是不遗余力……这也就是说，对于“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内部绝非铁板一块。
11月25日的日记，记载了张耀曾等开始努力，力争“从内部疏通”的经过：
午前，陶星如由南京回，来访。谓冯焕章、李协和均为竭力营救，并有亲笔函致余，可感也。十一时，偕陶遗赴中汇银行，慧僧、月笙、新之均先在。渠等谓，拟送沈等暂住普陀山，已商吴铁城，谓请示中央后再定。余谓，普陀山固佳，但在山内须完全予以自由也。
这冯焕章即冯玉祥，而李协和正是李烈钧，而和张耀曾、沈钧儒等关系不错的褚慧僧、杜月笙、钱新之等均都是可以“通天”的人物。长期政坛的经历使得张耀曾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从内部疏通”上。因此，26日之后张耀曾等亦不像以前那么心急火燎，日子还得继续，此案也不可能在三两日内结束，他们遂决定从长计议，于法律角度预为部署，当然“从内部疏通”的努力也一刻没有停息。这一点从后来日记中沈钧儒及“七君子”事件出现的频率及篇幅，完全可以看出来：11月26日的日记中，关于沈钧儒案只有一句话，“午前至事务所，查阅衡山移交各经手案件，代为部署。”11月27日同样记了一句话，“下午至事务所，接见衡山经办案件之当事人。”沈钧儒被捕后，同为合伙律师的张耀曾自然地将老兄弟所办案子的尾巴接了过来。
二 被押解苏州
12月3日，张耀曾一笔带过地说了一句，“沈淇泉先生来谈衡山事。”12月4日的日记中，关于沈钧儒案是这样的：“午，至事务所，知衡山有话传出，望余前往一谈。午后三时，往公安局。问门者，则衡山等已于二时解往苏州矣。归至事务所，沈定九、汝兼及陈志皋均来谈衡山事，决请志皋、汝兼往苏省视。”就在这一天，
国民党当局命令将沈钧儒等人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
沈钧儒在12月5日写给汝兼的信中，讲述了他们解往苏州的详细经过：“昨日饭后，黄科长即来关照，即须移送苏高等法院，大家即刻打叠行李，汽车来（一时半）即行，约四时半抵苏。”
张耀曾在4日的日记中提及的“决请志皋、汝兼往苏省视”，在实际去的时候换成了是沈钧儒的次子沈诚。推算时间，应该是在5、6两日。有12月7日沈钧儒给沈谦（沈钧儒的长子）的信为证：“杏弟（即沈诚，笔者注）来，各物均已收到……闻镕西老伯即可来，至慰。余再布”。这“镕西老伯”即张耀曾，镕西是他的字。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12月4日的商议中，张耀曾即决定从速前往探视沈钧儒，并由沈谦又告诉沈诚，沈诚在探视老爹的时候告诉了沈钧儒。“至慰”，我们可以想见沈钧儒当时的心情。
但是张耀曾并没能去，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直到1937年1月2日，张耀曾的日记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1月2日～13日的日记也是2月6日补记的，且只有短短百十字。在1月31日补记12月8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12月8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似乎到3月8日的时候，依然“各痛稍减，早脉七十六”。不管是因为张耀曾的病情耽误了记日记，还是编者在辑录时做了删减，这段时间关于沈钧儒案只字未提。
倒是在沈钧儒的家信中以及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我们可以略微看出一些端倪——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的被捕之爱国领袖。”当时，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陈果夫、陈立夫叫嚣要把“七君子”拉出去枪毙。据说当时冯玉祥提醒二陈：“我们也有人在人家手里，不怕报复么？”就这样，“七君子”暂时幸免于难，但国民党当局依然以“七君子”勾结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为由，自12月14日起宣布禁止他们接见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