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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欠条成了“叛国投敌”的罪证。卜在狱中接受秘密审讯，要他交代何时加入杨兆龙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活动情况。与此同时，张却谎告杨说“卜已安抵香港”。上述情况是卜出狱后与杨当面核实的。
继卜之后，还只在交大读了一年书的杨的次子面临与卜同样的命运——发配新疆。时因轻信张的谎言，遂产生了送次子赴香港或美国继续求学的念头，乃再次与张联系。张欣然承诺。择日让杨的次子去广州，住进指定的宾馆。行李被人取走三天后送还，显然已经过搜查，并未发现有关方面指望得到的东西。故告以目前没有机会，嘱返沪。
1963年 59岁。9月23日晚， 上海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杨及其次子一并逮捕。其学生饶大笏亦于当晚被捕，后冤死狱中。
事发后，上海市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放风：“杨兆龙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被捕。”杨兆龙特赦出狱后，女儿曾问父亲：“可有此事？”其父答曰：“若真有此事，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1964年 60岁。杨入狱后，针对杨家的人祸仍在延续。其家仍被当作特嫌据点受到监控。
是年3月，原华东政法学院教师因57年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青海的陆锦碧与杨兆龙之女结婚。陆因此被怀疑为潜伏特务而受到跟踪和监控。自沪返回西宁不久，10月30日，即遭拘留。审讯中反复追查其去杨家之行的谈话内容。陆答以除婚事外无可奉告。官方虽查无特嫌实据，仍以“态度恶劣、思想反动”为由，将其开除公职、重戴右帽，押送祁连山下右派集中营劳教。后转辗湟南尖扎到海西柴达木盆地伊克高里服苦役。
1965年 61岁。杨妻、上海市一级优秀教师沙溯因女士因受株连被撤销教职、降薪三级、令其去
图书馆工作。当年退休在家。
1966年 62岁。8月，文革风暴骤起，杨家首当其冲。杨妻沙溯因女士一贯思想进步，早在1935年南京成立妇女救国会时，她就是该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当时曾不顾危险，出面营救进步青年杜永康出狱。1946年在南京曾掩护过中共办事处的陈士方同志。如前所述，沙曾协助其妹沙轶因劝说其夫接受代理最高检察长之任命，设法释放政治犯万余人。并力劝其夫留在大陆，准备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贡献。但事与愿违，其夫及子女相继受害，连自己也未能幸免。
是年10月，因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遂自缢身亡。杨、沙两家两代积蓄的家产被全部查封。大量未刊的文稿、讲义等在红卫兵抄家时纵火焚烧、毁于一旦。其女无处栖身，不得已迁居夫家浙江海宁。
1971年 67岁。是年6月，在关押了八年之后，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据悉原判死刑。在一打三反中，上海乐团著名指挥家陆洪恩患有见红就撕的精神分裂症，因撕了“红宝书”，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导致国外舆论大哗。据此中央重新规定，凡属有影响的统战对象及高知判处死刑案件，今后必须报经中央核准。这一司法程序，使杨兆龙免于一死。家产全部没收。
1972年，68岁。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首次访华，打破中美长期对峙的僵局。总统的法律顾问应氏，曾向周恩来总理当面询问杨兆龙教授的情况。
1975年 71岁。12月15日，中央对
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进行特赦。杨兆龙在狱中度过了4463个日日夜夜的非人生活之后，终于获赦出狱。劫后余生，家破人亡，伤病缠身，晚景凄凉。
1976年1月6日，杨兆龙无家可归，赴浙江海宁与女儿同住。作为特赦人员，杨兆龙每月仅10元生活费。后在国务院参事、故友章友江帮助下，任浙江文史馆馆员，每月40元生活费，领薪在家休养。1977年10月，突发脑血栓，致右肢瘫痪，并失语。1979年4月1日上午11时，突患脑溢血，当即昏迷，于下午6时逝世，享年75岁。
据杨兆龙的长子杨任远告诉笔者，从监狱释放回家后，杨兆龙曾应统战部门的要求，给在台湾地区的故旧同事写信。1979年4月7日，海宁县统战部为杨兆龙召开了追悼会，“肯定其为海峡两岸统一所做努力。”
杨兆龙逝世后，其子女为其平反之事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鞠华的建议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当年中共地下党南京地区负责人陈修良到庭作证。最后，上海市高院于1980年1月8日宣布：“经复查认为，1971年市中级法院所判系错案，故重新做出裁决：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于杨兆龙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复旦大学也就1957年错划杨兆龙为“右派”正式做出改正。12月3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追悼会，对其一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第四部分
1949年后的钱端升（1）
钱端升获得博士学位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务。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等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职。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中国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国政制史》（与人合著）和《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等。
在1949年，选择跟共产党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亦与各类运动的频繁程度等等有着紧密联系，而这其中，若论损失的程度，政法界又无疑是重灾区，用谢泳先生的话说，政法界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钱端升即是留在大陆的法政学者之一，其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1949年之后政法界知识分子的遭际。
一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
从1924年游学归来，到1948年其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作为一个政治学、法学教授，钱端升无疑是成功的，整整28年间，钱端升先后或同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0月，钱端升应邀赴美，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时间。
在任教的同时，钱端升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等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作品中，钱端升本人对于《德国的政府》厚爱有加，认为其“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在我所著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这本书被列入民国时期的大学丛书系列出版刊行。钱端升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时，翻印的学术名著中就选了《比较宪法》重新出版。此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订“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时，亦将《比较宪法》列为第一号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钱端升，在新闻出版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钱端升是《现代评论》的重要编辑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评论》，钱端升亦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则是钱端升1934年“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 ，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此外，钱端升在1947年之后还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撰稿人之一，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文字。
除了坚持学术报国、言论救国之外，钱端升亦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大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战事骤起，日本侵华势力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国内。
面对强权和暴政，钱端升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据说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毛，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无畏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威胁，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表演讲支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了6000多师生，鸣枪示警，企图驱散师生；此计失败后，军政当局又突然停电。钱端升和6000多师生又点起汽灯开完了会。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
应该说，面对
国民党政权的铁血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 遂不顾友人挽留，多方设法回到中国。对于其千万百计回国的原因，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
钱端升回国后不久，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 在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的意图，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
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据那几年参与校委会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多次校委会上，钱端升先生是最积极发言，而发言又有见地的少数教授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是年上半年，北平各大高校纷纷掀起了学习的高潮。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钱端升衷心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动地开始了对政治以及形势的学习。1949年3月9日，钱端升给美国的老朋友费正清写信，表白了他此时的心迹：“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在北大法学院，钱端升等“6月中旬甚至组成了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钱氏后来即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了“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