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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10月1日，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对此，钱端升是感恩戴德、热血沸腾的：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后不久，钱端升又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除此之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三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除了担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之外，1950年钱端升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相对于大多数在1949年之后靠边站的知识分子而言，钱端升可谓顺风顺水。
从1951年9月份开始，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开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河。1951年，钱端升参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现场观摩土地改革，回学校后，向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谈了心得体会。1951年11月20日，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
钱端升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否定了自己：
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按照钱端升本人的看法，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现在这么五个方面：第一，“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 第二，“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 第三，“我没有很好地团结同仁”。 第四，“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也近一年之久”。 最后，“从我对
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风。”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以较大的篇幅把揭发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汤用彤、蔡元培和胡适。钱端升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下，钱端升是年度的公共生活亦有声有色。是年，钱端升先后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育工会主席、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员会主席。
四 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2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于1952年暑期，做出了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决定。
1952年8月23日，根据中央的命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社会系等单位代表于振鹏、刘昂、朱婴、严景耀、陈传纲、夏吉生、程筱鹤、费青、钱端升、戴铮、韩幽桐等组成了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召开了4次会议。11月11日，在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筹备工作完成。
北京政法学院由钱端升担任首任院长，戴铮任代理副院长，刘昂任教务长，雷洁琼、费青任副教务长。是时全院共有师生员工863人，其中学生766人。
钱端升自述，“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批学生入学，其中包括华北区参加轮训的县级法院正副院长、审判员及公安司法干部和原四校学生以及部分高中毕业生。
在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同时，钱端升还参与了不少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1952年，钱端升除了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之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并担任第一分团长，还到柏林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这一年，钱端升还在《中国建设》以及《世界知识》上，分别发表了《人民政府如何运作》（英文）以及《为了人民的教育而争取和平》等文章。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钱端升又当选为副会长。此后，钱端升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钱端升在积极参与1954年宪法制定的同时，还和楼邦彦合作写了一本只有短短的37页的小册子《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钱端升、楼邦彦引用苏联《真理报》1954年10月1日针对中国1954宪法颁布而发表的社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它证明：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获得了新的胜利，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坚定地向民主、向社会主义涌进”。 1955年1月，钱端升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新德里出席印度第42届科学大会，并就新中国宪法作了主题报告。在印度期间，钱端升一行还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此后，钱端升一行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科学促进大会第7届会议。1955年6月，钱端升还前往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领日本宪法联盟代表团访华，钱端升负责接待并主持宴会。
1956年春，钱端升同刘宁一、程潜、傅作义等人到斯德哥尔摩出席了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特别会议。此外，钱端升还赴加拿大，参加了中美英苏四国科学家在加拿大的聚会。 1956年10月，英国工党领袖希思访华，钱端升负责接待，并陪同前往全国各地参观。
1957年初，钱端升对锡兰（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这是钱端升氏在1949年后公共生活的绝唱，钱端升从锡兰回国后，即被划为右派，免去了一切行政职务。
五 钱端升在1957年
1957年5月9日，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北京政法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以揭发本院工作中，特别是党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全院揭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为了加强对整风的领导，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了以院党委书记刘镜西等8人组成的整风办公室。
“在整风运动期间，学院的一些教职工利用大字报等方式对学院党委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在1957年5月29日的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钱端升做了“批评三害”的发言。 应该说，钱端升发言中的感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于北京政法学院里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光院长钱端升深有感触，其他不少教师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次发言不久，1957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工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进入反右斗争阶段，此后不久，北京政法学院反右斗争全面展开，钱端升被划为“右派”，并列入“章罗联盟”大名单，“钱端升等师生受到错误批判”， 连汽车司机们也敢“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钱端升等是怎么被批判的呢？笔者手头有几篇文章：1957年6月21日新华社发布通稿，题为“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副标题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另外一篇关于钱端升的报道，大标题则直接指出“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辅以“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的肩题，使得钱端升成为著名的“章罗联盟”的成员之一。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师卢一鹏，亦撰写了一篇“政法界的右派大将——钱端升”。
六 钱端升：“我的罪行”
在连篇累牍的批判之下，钱端升的确“清醒”多了。钱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着全体人民代表“认罪”。钱端升的认罪书洋洋五千余字，共分为三大部分：“接受章罗联盟领导”、“在政法学院破坏党的领导”、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等。
在供述中，钱端升亦主要交代了他同外国学者、记者等“美国特务”交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费正清的。费正清与钱端升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1948年钱端升赴美做访问学者时，即住费正清家，钱端升回国之后，依然给费正清写信联系。可是在此时，这居然也成了钱端升自己的“罪行”。
1987年前后，钱端升在撰写《我的自述》时，对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场灾难，简单评价为“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
七 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钱端升1957年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之后，就鲜有文字材料留世了。这对于我们探寻钱端升的轨迹留下了不小的空白，——毕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
据钱端升的长子钱大都提供的信息，钱端升被打成“右派”之后，其他的职位都被撤销，但是还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位。此后不久钱端升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在那里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钱大都说，“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
钱大都所指将钱端升从苦闷中拯救出来的事，就是在大约是六十年代，钱端升做了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钱端升自述：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1957年后的钱端升很少主动与老朋友们来往。唯一的例外是时任教育部长的老朋友张奚若。钱端升的次子钱仲兴写道，“而那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张伯伯却仍然毫无避讳每年定期到我们家来看爸爸，给爸爸精神上以安慰，当然爸爸对这样的知己也无所顾忌作了回访。”
钱仲兴写道，“在爸爸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来的交往，我们觉得爸爸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钱端升和周恩来大约相识于1945年、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此后钱端升还应周恩来之邀，去上海周公馆与之讨论国是。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他们约在颐和园见面，走在颐和园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书紧紧跟随，爸爸始终未能把心底话说出来。”
钱端升被打成“右派”后，除了全国政协委员外被剥夺了所有公职。1960年的一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吃饭，饭后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突见几个警卫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离去，钱端升一家只好加步准备离开。“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周恩来大步走来，口称‘端公’，爸爸只能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这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