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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概念到技术逐项说开去，字字锋芒，招招见血。
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三分的草稿想法。
从技术方面，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
总之，结论很明显：北京的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最好马上炸掉。并且指出，“北京也许是项目的一个优点（概念）就可以掩盖十个缺点的城市”。言下之意：“客户们都被潘总的概念给蒙了，忘了别的问题了。”
当然，任志强在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问题成了后来评价他们两人最形象的比喻。那就是，华远乃至任志强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菜农”，只知道辛苦地耕耘，缺少了与媒体的交流，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将营养丰富又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奉献给每一个家庭；而潘石屹就像个精明的“二道贩子”，总能把本来是蔬菜的西红柿卖个水果的价钱。
很快，潘石屹就给任志强写了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题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并表达了发展商希望能做出优秀的建筑作品，和中国的电影一样走到国际上获奖的愿望。
3月8日，《北京青年报》和《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正式被推向社会。这时候，现代城业主肯定相当关注这次争论，有个别业主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当中来。一时间，SOHO又一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因为事情针对性太强，而且后来争论的焦点不再是任志强信中提出的技术缺陷问题，而成了是不是应该“创新”的问题，争论逐渐显示出一边倒的态势。这时候，有人质疑：“这是不是高人策划的炒作行为？”针对这个问题，潘石屹一脸无奈：“我是真正的受害人！”
一年以后，当他有功夫同公司推广部的几位员工总结推广经验时，潘石屹说了实话：“媒体推广一定要有事情。我想了一下，这两年我们最感谢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邓智仁，另一个是任志强。这两个人虽然一开始都来者不善，但最后都帮了我们的大忙。”
也是一年以后，也许是任志强纳过闷来了，也许是为了自我解嘲，总之，有一次在聊别的话题时，任志强半开玩笑地流露过这样的话：“我也帮潘总炒作炒作，让他的房子好卖！”
第二部分蝴蝶效应
潘石屹不但是专门作房地产开发的，而且专门是给金字塔尖的一个小群体盖房子的。但他却很关注二手房市场，即旧房买卖市场。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联系，可实际上却总是相互依存的。比如，一位多年从事野生动物研究的科学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只毫不相干的胡兀鹫谋杀的对象，因为他很了解，胡兀鹫和兀鹫一样，都属于食腐动物，不会伤害活的动物，更别说人类了。可是，事情就这么巧，这位科学家被一只胡兀鹫从高空投下的一根羊骨头砸中脑袋，当场殉职。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同属于食腐类兀鹫，但胡兀鹫喜欢吃的不是肉，而是骨头和骨髓。在别的秃鹫抢分动物尸体的时候，胡兀鹫总是不紧不慢地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等到尘埃落定，地上剩下一堆骨头的时候，胡兀鹫就开始行动了。他叼起大块的骨头飞向空中，照着地面上的石头准确地投下去，然后俯冲下去吃掉摔碎的骨头渣子和骨髓。
这位不幸的野生动物学家是个秃顶，胡兀鹫就是把他的秃脑瓢错当成一块白石头才造成了误杀。
这表面上看是一件不相干的事，但实际上却有一定原委。
接着讲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说若干年前，有一位中国老太太离开人世以后到了天堂，也许是天堂里面不需要办签证不怕非法移民的缘故吧，这位中国老太太碰到了一位从美国上到天堂的老太太，也搞不清楚他们谁会英文谁懂汉语，总之，她们聊上天儿了。中国老太太长舒一口气说：“辛苦了一辈子，我终于在临死之前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买上了自己的房子并且住了一晚上。”那位美国老太太说：“Really！我住了一辈子的房子昨天临死前终于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后来这两位老太太在天堂里享尽了各种福分，又投生回到自己的祖国活了一回，死后，这两位老太太在天堂又相见了。
不过这一回相见有两个不同：第一是这位美国老太太的中文水平见长，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强大了，美国也流行起了汉语热；第二是这位美国老太太先开口：“唉，我住了一辈子的房子昨天临死前终于还清了银行的贷款。”那位中国老太太接茬说：“是吗？现在中国变化很快，我用前半生的积蓄加上后半生的劳动和各种住房补贴买了房子，虽然跟发展商没少干架，物业公司也不是什么好饼，但我后半生总算住在自己家的房里，昨天我也刚刚还完银行的贷款。”
很多人曾经拿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说事，说这是消费观念的问题。其实，后半部分至少能说明：这同样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和消费能力的问题。
言归正传，潘石屹所从事的是“前卫的”一手房开发，应该属于高档房产，因此购房群体从资金角度来讲一直限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层次。但是，就社会现有的财富和购房人追求更高更大更舒适的方向来讲，这个消费层不是恒定不变的。
当年房地产市场刚刚启动的时候，真正有钱买得起房子的人就不是很多，买得起现代城房子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为了能顺利卖出房子收回投资，潘石屹当年最盼望的政策有两个，一个是银行按揭，另一个就是二手房市场。他认为，这两项工程的启动，将会大大释放房地产的市场消费能力。
根据潘石屹后来的讲述，建设银行刚刚开始做现代城的按揭，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找到了他，表示也愿意给现代城项目做银行按揭。潘石屹告诉对方建设银行已经做了，没想到工商银行的行长说，我们的服务比他们好，我们可以把终端机直接接到你们现场。结果建行一看工商银行的架势，就比着干。后来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也都来了。竞争不但提高了各家给客户的服务，更重要的是现代城的销售进展迅猛，最终成就了潘石屹的事业。
那么接下来呢？当那些能买得起房子的人都买了房子以后，你开发的房子谁来买呢？
这就是潘石屹盼望了多少年仍然没有火起来的二级市场，即二手房市场。
潘石屹曾经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讲道：“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你可能已经有了一套房，70平方米，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可能不愿住了。可这套房不出手就让我买新房，一是资金上的问题，另外把这房放在那里也是浪费，要是这套房出手，银行按揭又能给帮助，我为什么不住好房子？”
潘石屹一直坚持房地产发展商都应该盖好房子，而不应该贪图一时的低端市场建设质量差档次低的房子，因为这不是像那些发展商说的那样关怀老百姓，而是在浪费社会资源，给城市制造垃圾。
只有不断的建造更好的房子，以后有房子的人才能住上更好的房子——无论是新房子还是二手房子。
这些更像一个政治家的胸怀。
有人说，亚马逊丛林中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遥远的德克萨斯就可能刮起一场飓风，两者看似天壤之距，实则其中千丝万缕，这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蝴蝶效应”。潘石屹应该算是最早掌握了这一理论并应用于商业的少数人之一。
第二部分“耍猴”选场地
潘石屹是六十代年人，出生在甘肃农村。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惟一可以称得上是娱乐的活动就是看耍猴。那些耍猴的都是外地人，到了村里，先找到宽敞的交通要地，“堂堂堂”敲一通锣，等大家都聚拢过来后再开始耍猴，然后端着帽子绕场子收钱。
这是中国最老套、最简单的作营生的方式，但正好是这最朴实的程序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给了潘石屹最好的启示。
曾经有人说过，房地产项目最重要的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潘石屹觉得房地产项目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没那么多，或者说没那么少，应该有两个：第一是位置，第二是时机。位置固然重要，如果时机不恰当，同样会导致整个项目开发不成功。要么周边环境成熟遥遥无期导致项目售价难以攀升；要么周边行情过于火爆导致开发成本过高。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是相互依存的。空间意义上的位置其实指的是一块具体土地在时间意义上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作为商人，就像股市中的炒家一样，从低点进入，从高点退出，赚取最大差额利润就是成功。
北京CBD这两年突然成了黄金地段，房屋售价都在万元以上；但潘石屹的现代城和建外SOHO利润额却是最高的。原因非常简单：潘石屹的这两块地早在1993年就到手了，而周边其它项目却是这两年才拿到的土地，有个别炒得火热的项目到2003年底还没有办理完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可以说，隔着一条规划红线，潘石屹的土地比邻居低好几倍。
成本高不光营销利润低，在市场“跳水”的时候想跑都跑不掉。因为市场风云难测，万一有一天大盘崩溃，土地成本低的项目即使低价抛售仍能获得一定的利润，而土地成本高的项目稍微降价就要赔本。不要说二环以内，就是现代城对面金地国际公寓旁边几栋老楼下面的土地到现在也少有人敢问津，原因就是光拆迁费就够最有实力的发展商好好琢磨一阵子的。
作为房地产发展商，潘石屹最经常研究的就是北京的地图，后来还在车上装了一部GPS卫星定位系统。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开车在北京各个城区的大街小巷转悠，研究北京城市的特征和发展动向。
前些年，在北京做事不光需要商业头脑，还需要有背景。潘石屹来自甘肃农村，第一没背景，第二还不愿意通过歪门邪道去挣钱。二环以内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不好拿捏，拆迁起来也相当困难，因此他认为北京的二环以内是他的“禁区”，从来不考虑。
潘石屹经过研究发现，解放前几百年的北京是沿中轴线南北方向发展的，从鼓楼到紫禁城一直到崇文门，沿着这条线有许多著名建筑、繁华商场和重点居民区。这是因为古代皇上坐北朝南，皇上和朝廷官员的轿子也在南北方向上行进，老百姓对宫廷的行动充满神秘感，在这条线上居住经商就成了必然。
解放以后，这个轿杆横过来了，长安街成了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线，北京城市的发展也沿着这条线展开。许多宾馆、饭店、写字楼、使馆都在这条中心线的两侧。
但是到底是选择东边还是西边去开发项目呢？
潘石屹曾听人说西方有人通过卫星从太空拍下来一张全球晚上的灯光亮度图判断各地的经济状况，最明显的就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灯火通明，三八线以北却除了平壤等几个大城市外一片漆黑。受这件事的启发，潘石屹决定晚上开着车亲自去看看北京城的灯火情况。
结果非常明显：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西边城区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晚上下班以后却黑灯瞎火，少有人迹。再转到东边却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这样，潘石屹在做完万通新世界广场之后就铁了心地去东边发展。
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总体规划：在国贸周围的4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设北京的中央商务区CBD。这个CBD就像巴黎的拉德芳斯、东京的新宿一样，就是北京最现代化、最有人气、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与此同时，潘石屹也通过其它渠道得知北京地铁一号线将从大北窑沿长安街延长线向东延伸，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他曾经跟香港太古城的老板在谈起太古城的时候了解到，太古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铁概念。该项目因为在建设当中受到地铁规划利好因素的影响，到做完项目价格翻了五番。
综合所有因素，潘石屹看中了两块地：位于国贸正对面的第一机床厂和位于稍东一点大望路口的北京红星二锅头酒厂。
当时的三环路和国贸就是北京城市的东部边界，大望路一带就是北京市区和通县之间的城乡结合部，312、322和来往于通县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