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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人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亻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尔。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骨皮 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不自相剌谬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ヘ，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真之《世说》，皆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神鬼。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奇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政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