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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