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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目前必无事也。可以坦然无疑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雠，胜于雠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然则，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绥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者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上海通事，人数甚多，获利甚厚。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广州宁波人居多。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中游闲斥弛，不齿乡里，无复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湔染洋泾习气，且多传习天主教，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即如会办防堵一举，间与能作汉语之大酋议论，未尝远于事理。而局中米盐琐屑，势不能与大酋言，往往需索之无厌，挑斥之无理，开销之无艺。无非通事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欺我聋喑，逞其簧鼓，颠倒欺弄，惟所欲为。实法所必诛，而不胜诛，且不能诛。又其人质性中下，识见浅陋。叩其所能，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银数，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致治张弛之故，瞢焉无知。即间有小事交涉，一言一字，轻重缓亟，辗转传述，往往影响附会，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遇致彼己之不知，真伪之莫辨。宜与宜拒，汔不得其要领。其关系非浅鲜也。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见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则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行之他处，犹是一齐人传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则置诸庄岳之间之说也。况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资既广，人才斯出。
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即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似亦无难于洋务。岂曰小补之哉！
○五十自讼文
岁在著雍敦胖，余年五十。客曰：子学者也。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子亦知其非乎？余曰：子言诚是也。虽然有非，有未必非，不可以无辨。客曰：子何言之愎也？伯玉三代上贤者，大圣人之友，犹知非若彼。子何言之愎也？余曰：是有说焉。传记所载伯玉事，年岁先后，不尽可考。据左氏传，初纪从近关出，在襄公十四年，孔子《世家》再纪主蘧伯玉家，在哀公三年。相距六十有八年。当是弱冠登朝，历事献殇襄灵出五公。其年五十，在襄灵之际。传所记君制其国，谁敢奸之！侃侃正论，不与时相孙林父、宁喜为党者。其事在五十以前无疑。从可知所谓知非者，盖学问中精微之语，于生平大节无与。不然，以不党时相为非，将以党为是乎？且以伯玉之贤，亦何至四十九年之全非，而待五十之改弦更张也。知人论世，宜体此意矣。
余何人斯，庸敢与伯玉比！顾亦有不肯妄自菲薄者，愿为子一一陈之。生平居官，未尝于长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尝于当事进一关说。未尝受一瞒人之钱，未尝为一负人之事。天地鬼神，实鉴临之。前者被谤之举，为民为国，开罪于权门势族而不悔，亦庶几不党孙宁之遗意。以此为非，将随波逐流为是乎？其不然明矣。承先人遗业，薄田十顷，衣食仅给，米盐靡密，辄亲为之。人或以善治生为非，顾将不衣食乎？抑不求诸此转求诸彼，如世之铸横财者为是乎？其不然又明矣。惟是妄念有未尽耶？机心有未忘耶？嗜欲或由强制，大廷是而有衾影之非耶？出入难免持筹，廉俭是而有吝啬之非耶？好名太过而矫矜之非耶？忧世太过而怨尤之非耶？是固不足言学问精微，而必宜知其非者也。虽然，未已也。余好读书，未尝一日废业。性迂，未尝与一曲燕。自谓无足奇，人辄交口称之。余滋恧焉。
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万钟千驷不能易吾节。吏事次之。少贱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窃自谓不居人下。乃人辄目为文学之士，不以吏事相许。至以非义之取尝试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盖自通籍二十年，虽渐久渐稀，而终不能绝。以汔于今，何与生平所自信者适相反也！柳下惠曰：伐国不问仁人。吾岂有遗德耶？然则，身之不修，行之不立，闻望之不足孚于人，可知也。此尤无形之非也。勉之哉！自此以往，若辈绝迹，此心昭然大白于同人，则吾学之进矣。若前者被谤之举，则虽身修行立，闻望孚于人，滋之不免也。必欲免之，则必入于非而可。吾所谓有非有未必非者如此。客悦曰：然则，子真知非者也。客退，录为《自讼文》置之坐右。
○副将华尔小传
华尔，美利坚高要人，初仕本国为将，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杀之。会贼陷苏州，上海将治兵，候补道杨君坊爱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吴君煦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吴君，愿效死。
咸丰十年夏五月，贼陷松江。吴君令华尔募西勇数十人为前行。我数百人半夷服半常装继之。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炮雨下，令皆伏，无一伤者。顷之，突起，手加额为号。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追之。遂与败贼偕入城。置一棹中衢登之。黄衣贼五辈，乘马来接战，毙其四。最后伤其一。贼呼曰：走！城遂复。初吴君与华尔约克城，尽贼所有畀之。比华尔至，贼馆空矣。盖我勇入城，觑华尔方酣战，先攫之。吴君更与华尔五千金，西勇不与，多怒跳去。或转从贼。华尔移师青浦，如前法。华尔登城，枪中其股，坠复登。回视我勇已退。乃还。华尔既病创，西勇亦遣去。久之，松江再陷再复。华尔病瘥，吴君乃令守松江，练洋枪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贼犯松江广富林，众数万。华尔率五百人御之。贼围之数十重。华尔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分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其外递俯。至最外者，几踞地矣。皆以枪外指，望之者如馒首刺以针然。将居中，吹角为号，一动无不动。数十枪齐举。始徐行，渐疾行。所至贼披靡，围自解。且争退去。华尔乃撤阵起追之。至辰山，飞弹断一指，不为止。贼大败。遂平辰山，及天马山贼营。事闻，赏四品翎领，命其军曰常胜。
是时贼自浙东联络金山萧塘南桥，以达于浦东之高桥，皆有悍贼守之。会西人愿助顺，新设会防局。于是华尔会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罗德攻之。高桥平。是役也，贼凡三万。华尔与英法三军各五百人，卜罗德死之。二月朔，进平萧塘。诏以副将补用。夏四月，复合西兵克嘉定、青浦。五月，克浙江之宁波。以常胜军四百人守之。华尔往来策应以为常。贼之围松江也，调宁波军回援。大败贼于豆腐浜，围乃解。嘉定既复，贼复围之。洎西兵至，则突围入城，挟中西守兵偕走。城复陷。青浦亦如之。至是巡抚李公鸿章议复青浦。七月，檄程学启由北竿山进兵，而令华尔薄南城，并驶小轮船逼城濠，以大炮裂城，麾军冒烟上，遂克上。先是华尔所分兵守宁波者进克余姚。贼至益众，告亟，复令华尔驰援。未至，贼再陷慈溪。翌日，华尔至，立复慈溪。登城时，中枪丸，洞胸达背而出。乃归宁波治创。八月戊寅卒。李公令以中国服葬松江。诏立祠祀之。丧归，吴君检其箧，得金陵城图。凡贼酋所居百十处，距城垣丈尺方位，纤悉皆具。亦不知何时何人所绘。可谓有心人也已。
旧史氏曰：余在李公幕府，见常胜军支应之籍，西将薪水月百金以上者，百数十人，视他军数倍。口粮军械称是。主者吴君煦，立意以为我将我勇率无赖，城旦暮不保，而府库充实。与其豢无赖，终且贻贼，不如与此军。一时权宜，不为无见。始仅五百人，后增至四五千人。功不细，费亦不赀。李公从容指挥，次第减撤，中外无一言。盖于此几费纡筹矣。先后置将四，白齐文背畔不必论。奥伦之冗，戈登之骄蹇，不能不以华尔为最驯。余尝见其练兵，居中吹角有声，卒皆鱼贯至。又有陈，或左或右，或横或纵，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环或圭，或或钩，或梅花，或蝴蝶，随角声而变。其行也，雁行进，举足如一，两跨间射以矢，十发十穿，无所滞。斯尤长技。盖泰西旧法如是。颇得古人不愆步伐之意焉。
☆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序
《船山遗书》刻既成，乃僭书其后曰：自孔子没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遗言坠绪，不绝如缕。遭秦燔灭，荡然无存。汉兴，收拾余烬，始立专门。各抱一经，私相授受。孔郑诸儒，始贯穿群籍，钻研训诂。迄其蔽也，杂于谶纬，堕于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榛塞。圣人之道唏矣！唐代，义疏之作，具有端绪。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群经乃有定论。至于近代学者，疾陋儒空谈心性，逸于考古，遂至厌薄程朱，专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为博。甚则刺取先儒删落春驳谬悠之论以为异。而一二天资高旷之士，又往往误于良知之说。先生忧之。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源渊，尤在《正蒙》一书。其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复辨论，累千百言。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过。要其议论粹然，一一轨于正，固无以易也。
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既知事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最后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筑观生居以终。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没后四十年，遗书散佚。其子吾，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致不能举�